不論是從大的方面還是小的方面來說，世博會都對國家的精神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華特·迪士尼的父親伊利亞斯·迪士尼曾協助建造白城，華特的神奇王國也許就是白城的一個後代。世博會顯然給迪士尼家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一年，這個家庭的第三個兒子出生，伊利亞斯曾滿懷感激之情想給他取名為哥倫布，可見世博會為這個家族帶來了多大的經濟收益。後來他的妻子弗洛拉介入了，於是這個孩子的名字就成了「羅伊」。接著，華特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五日誕生。L.弗蘭克·鮑姆和他的藝術搭檔威廉·華萊士·丹斯洛也參觀了世博會。世博會的莊嚴宏偉給了他們創作《綠野仙蹤》的靈感。伍迪德島上的日本廟宇讓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為之傾倒，也許影響了後來他「草原」住宅設計的演變。因為世博會，哈里森總統將十月十二日設為全國性的節日——哥倫布日。這一天，大家可以通過幾千場遊行來慶祝這個日子，還可以享受三天的假期。從一八九三年起，每一處的嘉年華狂歡節都會包含大道樂園和費里斯摩天輪，每一個雜貨店裡都能買到世博會上出現過的產品。麥絲卷還真的流傳了下來。現在每家每戶都有幾十個白熾燈泡，用的是交流電，這兩者都是在世博會上首次證明值得大範圍使用的。幾乎所有的城鎮，不論大小，都有古羅馬風格的建築，包括使用了圓柱的銀行、圖書館或者郵局。雖然它們外面或許包裹著塗鴉，甚至是一些拙劣的圖畫，但是在其外表之下，白城的光輝仍然在持續。甚至連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都和世博會有一定的淵源。
世博會最大的影響在於它改變了美國人對他們的城市和建築師的看法。它讓整個美國——而不僅僅只是幾個富有的建築大亨——用前所未有的眼光來看待城市。伊萊休·魯特 說，世博會引導「美國人民走出了原始的荒野，開始接受美好與尊貴的建築新觀念」。亨利·德瑪雷斯特·勞埃德 認為世博會向美國大眾展示了「社會之美觀、實用與和諧的多種可能，在此之前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這些。若不是世博會，這樣的景象不可能進入他們辛苦而乏味的生活，而且這種感受會一直延續到他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世博會讓那些只關注實用性的男男女女領教到，城市並非僅僅是展示實用主義的黑暗、骯髒而危險的堡壘，它們也可以很美麗。
威廉·斯特德立即意識到了世博會的力量。受到白城美景及其與黑城強烈對比的啟發，他寫下了《如果基督來到芝加哥》，這本書常常被譽為城市美化運動的發起者，力圖將美國的城市提升到歐洲大城市的水平。和斯特德一樣，全世界範圍的市政當局都認為世博會是它們奮鬥的榜樣。他們請伯納姆將建造白城的城市思維運用到自己的城市裡。伯納姆成了現代城市規劃的先鋒。他為克利夫蘭、舊金山以及馬尼拉做了城市規劃，還在世紀之交主導了復甦和擴大朗方 關於華盛頓建設構想的工程。每一個委託案，他都沒有收取費用。
在協助進行新的華盛頓規劃時，伯納姆說服了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負責人亞歷山大·卡薩特，將貨運軌道和貨場從聯邦廣場上移走，如此一來就創造出了一片沒有阻擋的綠地，從今天的國會大廈延伸到林肯紀念堂。其他的城市也請丹尼爾·伯納姆進行城市規劃，包括沃斯堡、大西洋城和聖路易斯。不過他都拒絕了，只為了專註於他的最後一個項目——芝加哥城。多年來，他做出的芝加哥規劃中的許多部分都已經被採納了，其中包括優美的湖岸公園帶以及密歇根大街上的「壯麗一英里」。為了向他致敬，湖岸的某個部分被命名為伯納姆公園，裡面建有軍人球場和菲爾德博物館，這也是他設計的。這座公園由一條沿著湖岸的狹長綠地向南連通至傑克遜公園，世博會的美術館被改造成了一幢永久建築，成了現在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從這棟樓可以俯瞰潟湖與伍迪德島，那兒現在已經成了一片雜草叢生的野地，或許奧姆斯特德看到時會面帶微笑，不過他肯定還能找到可以批判的地方。
二十世紀早期，世博會成了建築師之間辯論的熱門話題。評論家們聲稱，世博會摧毀了土生土長的芝加哥建築流派，卻重燃了人們對陳舊的古典風格的熱愛。與此有關的理論層出不窮，並且首先通過一種奇怪的個人力量獲得了重視，於是抵抗這個觀點變得困難甚至危險——這在逼仄而古板的學術討論中是常事。
最早也是最嚴厲地聲討世博會對建築影響的人，是路易斯·沙利文，不過那時候他已經很老了，而且伯納姆也離世已久。
世博會後，沙利文過得並不如意。在世博會後經濟衰退的第一年，艾德勒-沙利文公司只接到了兩個委託案，在一八九五年，甚至一個都沒有。一八九五年七月，艾德勒離開了公司。沙利文當時已經三十八歲了，沒有辦法拉來足夠的生意讓自己償還債務。他是個獨來獨往的人，心智上很狹隘。當一名一起工作的建築師向沙利文徵求對自己設計方案的改進意見時，沙利文回答他：「就算我告訴你，你也不會明白。」
隨著事業的波動，沙利文發現自己要被迫離開大會堂里的辦公室，並且得變賣個人物品了。他酗酒很嚴重，並且開始服用一種用來平復情緒的溴化物鎮靜劑。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二年間，沙利文只建造了二十五棟新建築，大約每年一棟。他時不時會為了錢來找伯納姆，但尚不清楚是直接借債還是將自己收藏的藝術品賣給他。伯納姆一九一一年的日記中有一則寫道：「路易斯·沙利文打來電話，向DHB 要更多的錢。」同一年，沙利文在一系列繪畫上題字：「敬贈丹尼爾·H·伯納姆，他的朋友路易斯·H·沙利文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可是，沙利文在一九二四年的自傳里，卻用誇張的手法抨擊了伯納姆以及世博會對前去參觀的大眾造成的影響。沙利文聲稱，白城的古典建築風格給人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美國註定會充滿各種模仿式的建築。世博會是一例「傳染病」，一種「病毒」，一場「漸進的思想腦膜炎」。在他看來，世博會有致命的後果。「因此，建築藝術葬身於這片自由者的領土，勇敢者的家鄉——這片熱情歌頌民主、創造、謀略、膽識、進取和進步的土地。」
沙利文對伯納姆及世博會的評價極低，卻開始對自己高歌頌揚，他認為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嘗試為建築界帶來具有美國特色的清新氣息。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扛起了沙利文的大旗。雖然沙利文在一八九三年將他解僱了，後來這兩個人卻成了好朋友。隨著賴特這顆學術界的明星冉冉升起，沙利文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伯納姆卻從高空墜落了。建築評論家和歷史學家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社交禮儀，紛紛批判伯納姆由於自身沒有把握，奴性地臣服於東部建築師對古典風格的熱愛，從而真真切切地毀掉了美國的建築藝術。
不過，正如一些建築歷史學家及評論家最近意識到的，這種觀點有些過分簡單了。世博會其實喚醒了美國對美的認知，並且提供了一條必要的通道，為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及路德維希·密斯·范德羅 等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礎。
對伯納姆本人而言，世博會是一場絕對的勝利。世博會讓他兌現了對父母許下的承諾，成了美國最偉大的建築師，顯然在他的時代，他是當之無愧的。在世博會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對伯納姆來說意義重大，然而除了最親近的朋友之外，其他人都忽視了這一點：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同時授予了伯納姆榮譽碩士學位，以讚譽他建造世博會取得的成就。授銜儀式在同一天舉行。他參加了哈佛大學的那一場。對他而言，這兩個榮譽學位是一場救贖。過去，這兩所大學將他拒之門外，使他沒能獲得「正確的起步」，這是他一生的遺憾。多年以後，當他的兒子丹尼爾在入學考試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時，伯納姆仍舊說服哈佛大學暫時錄取丹尼爾。伯納姆寫道：「他必須知道自己是一位贏家，一旦他意識到了這一點，就會展示出真正的能力，就像我曾經做到的那樣。我這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當年沒有人替我爭取入學資格……並且讓當權者知道我有能力做什麼。」
伯納姆後來在芝加哥通過最艱苦的工作向人們證明了他的能力。一直有人認為世博會的美麗主要歸功於約翰·魯特，這種說法令伯納姆怒不可遏。「當他去世的時候，完成的不過是一個最模糊的規劃，」他說，「關於他對整個工程的貢獻的傳言，是從幾位與他親近的朋友口中傳開的，其中大多是女性。在世博會的美麗給大眾留下深刻印象後，這些人自然希望在其中融入對他的紀念。」
魯特的死亡曾經帶給伯納姆巨大的打擊，但同樣也解放了他，令他成為一位更好的、擁有更寬廣視野的建築師。「許多人問，失去魯特先生是不是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詹姆斯·埃爾斯沃思在給為伯納姆寫傳記的查爾斯·摩爾 的信中寫道。埃爾斯沃思總結道，魯特的死「激發出了伯納姆先生身上一些品質，如果魯特先生還活著，那麼這些品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被激發出來的」。以前，大家通常認為伯納姆負責公司的經營，而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