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馬萊區
許多年前，莫里斯·杜蘭德無意中看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寫的是一個叫作克里斯托弗·梅里的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私人保鏢，後來運氣不好，被派到瑞士聯合銀行位於蘇黎世班霍夫大道上的總部工作。1997年1月的一天下午，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兩名孩子的父親在巡邏時，走進銀行的碎紙室，發現有兩台大型碎紙機里放滿了各種舊檔案，其中包括詳細記載著瑞士聯合銀行與希特勒德國之間交易往來的分類賬簿。梅里覺得那些文件出現在碎紙室里十分可疑，因為就在幾周之前，聯邦法律禁止瑞士各大銀行銷毀二戰時期的文件。他覺得事情不對勁，於是塞了兩本賬簿到襯衫里，偷偷帶回了他在蘇黎世郊外簡陋的小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把賬簿交給以色列文化中心。正是從那一刻起，他的麻煩開始源源不斷。
以色列文化中心主任很快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譴責瑞士聯合銀行肆意銷毀文件。瑞士聯合銀行輕描淡寫地稱，賬簿出現在碎紙室里純屬工作失誤，並很快把責任推到銀行檔案員身上。至於克里斯托弗·梅里，他被銀行匆忙解僱，很快捲入了刑事調查，案由是他因盜竊二戰時期的文件而違反了瑞士銀行保密法。全世界都稱讚梅里是「檔案英雄」，但是在他自己的祖國，他卻備受公眾譴責，還接到了眾多死亡恐嚇。更讓瑞士人丟臉的是，美國參議院最終通過了這位保鏢的政治避難請求。他與他的家人現在紐約平靜度日。
當時，莫里斯·杜蘭德覺得梅里的行為雖然勇敢且令人佩服，但十分魯莽。然而，此時的局面又讓人覺得十分奇怪，因為杜蘭德已經決定，他只能踏上與梅里相似的老路。諷刺的是，他的動機竟然和梅里的一樣。儘管杜蘭德先生是一名職業罪犯，長期違背上帝的兩條戒律，但他仍然視自己為一個有一定原則、思想深刻、精神光榮的人。他的原則不允許他出售一幅沾了鮮血的油畫獲利，也不允許他私藏在油畫里發現的那份文件。私藏那份文件就是對歷史的犯罪，而他也將捲入那天地不容的罪孽，成為事後從犯。
梅里的故事中，有兩個方面莫里斯·杜蘭德不打算重蹈覆轍——公開披露和慘遭指控威脅。梅里的失誤，他總結道，就是相信了陌生人。這也就是為什麼那天傍晚杜蘭德決定提前關店，親自把一副18世紀觀看歌劇所用的長柄眼鏡交給他最重要的客戶：漢娜·溫伯格。
年過五十但膝下無子的溫伯格夫人有兩大愛好：廣泛收集法式古董眼鏡和不遺餘力地消除世界上各種種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漢娜的第一大愛好讓她和「古董科學家」建立了密切聯繫，而第二大愛好則促使她在法國建立了以撒·溫伯格反猶主義研究中心。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她的祖父。她祖父在「黑色星期四」，即1942年7月16日巴黎圍捕猶太人的行動中被抓，其後死於奧斯維辛。現如今，漢娜·溫伯格已經成為法國最具聲望的「歷史記憶積極分子」。反對反猶主義的行動為她贏得了一幫擁護者——包括現任法國總統——但同時，也結下了許多難纏的敵手。溫伯格中心長期受到各種威脅恐嚇，漢娜·溫伯格本人也一樣。因此，莫里斯·杜蘭德是少數幾個知道她住在巴黎第四區帕維街24號她祖父那棟老房子里的人。
她站在門口等他，穿著一件黑色毛衣，羊毛打褶襯衣和厚長襪。黑髮中夾雜著一些銀絲，鷹鉤鼻，鼻樑瘦削。她熱情地親吻杜蘭德的雙頰，邀請他進屋坐。房子很大，有正式的門廳，客廳旁邊還有一間圖書室。屋內四處擺滿了古舊的傢具，傢具上面鋪了一層有些褪色的浮花錦緞，顯得寧靜典雅。厚重的天鵝絨窗帘垂掛在窗邊，一架金銅鐘在壁爐架上嘀嗒作響。這些裝飾讓人聯想起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有那麼一瞬間，杜蘭德感覺自己來到了另一個「古董科學家」。
杜蘭德鄭重其事地把歌劇眼鏡交給漢娜，告訴她很快又會有一批有趣的新品到貨。最後，他打開公文箱，語氣略顯唐突：「幾天前，我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文件，溫伯格夫人。不知道您有沒有時間看一看。」
「什麼東西？」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還希望您或許知道。」
他把舊蠟紙袋遞給漢娜·溫伯格，看著她抽出裡面珍貴的文件。「它藏在我幾個星期前買的一架望遠鏡里，」他說，「我維修的時候發現的。」
「奇怪。」
「我也覺得。」
「望遠鏡從哪裡來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溫伯格夫人，我還是不……」
她舉起一隻手，說：「不說了，杜蘭德先生。你有權為你的客戶保密。」
「謝謝，夫人。我知道您會理解的。問題是，這東西是什麼？」
「很明顯，這上面是猶太人名，而且都和錢有關係。每個人都對應一筆瑞士法郎，和一個八位數的什麼東西。」
「我覺得它像是二戰時期的文件。」
她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紙的邊緣。「沒錯，從紙的低劣質量就可以知道。實際上，這些紙能保存到現在都是一個奇蹟。」
「那些八位數的數字呢？」
「不好說。」
杜蘭德猶豫了一下，然後說：「可不可能是某種賬號呢，溫伯格夫人？」
漢娜·溫伯格抬起頭來：「瑞士的銀行賬號？」
杜蘭德朝溫伯格敬佩地笑了笑：「您是專家，夫人。」
「我可算不上。但這樣就說得通了。」她再次仔細端詳起那幾張紙來，「但是誰會收集這麼一張單子呢？又是為什麼呢？」
「或許您認識某個能解答這個問題的人。比如中心裡的人。」
「我們確實沒有純做金融事務這一塊的人。但如果你說的這些數字的確是那種含義的話，我們需要立即把這張單子拿給一個對瑞士銀行業有所了解的人看看。」
「您認識這樣的人嗎，夫人？」
「我肯定能找到合適的人。」她盯著他看了一會兒，問，「你希望我這麼做嗎，杜蘭德先生？」
他點點頭。「但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我希望您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的生意，你知道。有些客戶可能……」
「別擔心，」漢娜·溫伯格打斷他的話，「我會保守你的秘密的，莫里斯。只有你知我知，我保證。」
「您有消息之後能通知我一聲嗎？」
「沒問題。」
「謝謝，夫人。」莫里斯關上公文箱，朝她笑了笑，以示心照不宣，「我雖然不願意承認，但我一直都很喜歡這種神秘的東西。」
漢娜·溫伯格站在圖書室的窗前，看著莫里斯·杜蘭德沿著帕維街漸漸遠去，消失在漸濃的夜色之中。她凝視著那張單子：
卡茨、斯特恩、赫希、格林伯格、卡普蘭、科恩、阿布拉默維茨、斯坦恩、羅森鮑姆、赫茨菲爾德……
她並沒有完全相信杜蘭德的說法。但她已經做了承諾。要怎麼處理這張單子呢？她需要找一名專家，找一個對瑞士銀行業有所了解的人，一個知道「屍體藏在哪裡」的人。有時候，的的確確就是指真正的屍體。
她打開寫字檯最上面的抽屜——她祖父以前使用的抽屜——取出一把鑰匙，打開黑黢黢的走廊盡頭的一間房。後面是一間兒童房。那是漢娜以前的房間，塵封在了時間裡。一張搭著蕾絲罩棚的四幃柱床，堆滿各種動物公仔和玩具的櫥櫃，以及一張早已褪色的畫有一位攝人心魄的美國演員的大海報。已過時的法式梳妝台上方似乎有什麼東西掛在陰影里。那是《瑪格麗特在梳妝台旁》，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幾年前，她把那幅畫借給了一個準備抓捕恐怖分子的人——以天使的名字命名的一個以色列人。他留給她一個號碼，讓她有什麼緊急的事情或者需要幫忙的時候打給他。或許是時候和他敘敘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