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門多薩
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聽完了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證言。現在，在安第斯山脈腳下這個寬敞的露台上，他又為庫特·沃斯唯一的兒子做了同一件事。彼特·沃斯選擇從1982年10月的那個晚上說起。那晚，他母親打電話來通知他父親去世了，讓他回巴勒莫的家裡去。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他，她說，是與他父親和戰爭有關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們坐在我父親的病榻前，聊了好幾個小時。實際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我母親在說話。」沃斯停了一會兒，接著說，「我主要負責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親罪孽深重。她跟我說，他曾利用手中的權力斂取財富。她告訴我他是如何在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亞之前，把他們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雪夜，用一個小孩的命換來了一幅倫勃朗肖像畫。最為糟糕的是，這世上還留有證明我父親罪行的證據。」
「證明他通過脅迫的方式取得倫勃朗？」
「不光是這個，艾隆先生。有證據表明他從世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中謀取了暴利。」
「什麼樣的證據？」
「最不利的那種，」沃斯說，「書面證據。」
與大多數黨衛軍成員一樣，彼特·沃斯繼續說道，他父親保留了一份精細的記錄。集中營的長官保留了大量記錄他們罪行的材料。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的手裡則握著一本收支簿，上面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每一筆非法交易。他在瑞士開了幾十個賬戶，存儲他的交易所得。「幾十個，艾隆先生。我父親的財產太多了，他覺得把它們都存在一個賬戶里容易引起別人懷疑。」當盟軍開始從東西兩邊夾擊柏林，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庫特·沃斯把各種分類賬全部集中到一個文檔里，上面詳細地記載了每一筆財產的來源和對應的賬號。
「他把錢藏在了哪裡？」
「蘇黎世的一個小型私人銀行。」
「賬號單呢？」加百列問，「他把單子放哪裡了？」
「把賬號單留在身邊太危險了，它既關係到一筆巨額財富，又相當於一份書面起訴狀。所以我父親把它藏在了一個他以為永遠都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其實在格拉斯頓伯里見過那份證據，它就在克里斯托弗·利德爾電腦里的那些照片上——距離亨德里吉左肩幾厘米的油畫表面有兩條細線交會在一起，一條是筆直的豎線，一條是筆直的橫線。庫特·沃斯把《年輕女人的畫像》當作一個信封，一個估計是史上最昂貴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倫勃朗的畫里？」
「沒錯，艾隆先生。賬號單就在倫勃朗的原畫和後來貼上去的另一塊畫布中間。」
「單子有多長？」
「三張蔥皮紙，我父親親筆寫的。」
「外面有套子嗎？」
「外麵包了一層蠟紙。」
「誰幫他藏進去的？」
「我父親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時候，結識了很多林茨特別行動組裡的人，他們專門為希特勒掠奪藝術品。其中有一個人是修復師，就是他想出這種藏單子的方法的。等他把單子藏進去之後，我父親就把他殺了，以示報答。」
「那畫呢？」
「他從歐洲逃出來之前，去了一趟蘇黎世。他把畫藏進了銀行的保管箱。除他之外，只有一個人知道保管箱的賬號和密碼。」
「你母親？」
彼特·沃斯點點頭。
「你父親當時為什麼不直接把錢轉移到阿根廷呢？」
「因為條件不允許。當時盟軍一直在密切關注瑞士所有銀行的財務交易，把一大筆錢和其他財產從蘇黎世轉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肯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至於賬號單，我父親不敢在逃跑的路上帶著它。如果他在逃往義大利的途中被抓，那張單子一定能讓他判死刑。他沒辦法，只能暫且把錢和單子留下，等風波過去之後再說。」
「他等了多久？」
「六年。」
「你和你母親離開歐洲的那一年？」
「沒錯，」沃斯說，「我父親派人來接我們走，他讓我母親去蘇黎世一趟，讓她把畫、單子和錢都取出來。我當時還不太明白周圍的情況，只記得母親進了銀行，我站在外面的街上等她。十分鐘後，她出來了，我知道她一直在哭。我問她出了什麼事，她立馬喝止我，讓我別說話。之後，我們上了一輛電車，漫無目的地在市中心繞圈。我母親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嘴裡一遍又一遍念叨著同一句話：『我要怎麼跟你父親說？我要怎麼跟你父親說？』」
「畫不見了？」
沃斯點點頭：「畫不見了，單子不見了，錢也不見了。那個銀行行長告訴我母親，他們從沒有開過那些賬戶。『你肯定記錯了，沃斯太太，』他跟她說，『可能是別家銀行。』」
「你父親有什麼反應？」
「他很憤怒，當然。」沃斯停了一下，接著說，「很諷刺，不是嗎？我父親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偷來的錢又被別人偷走了。可以說，那幅畫成了他的刑罰。他避開了司法審判，但他終生都放不開那幅畫，終生都在尋找藏在那幅畫里的財富。」
「他之後還找過嗎？」
「還找過一次。」沃斯說，「1967年，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同意替我父親到瑞士跑一趟。他們達成協議，不管找回多少錢，都要拿出一半上交阿根廷國庫。上交國庫前，那名外交官可以從中拿一筆回扣。」
「結果怎麼樣？」
「那名外交官到瑞士後沒多久便發來消息，說他和我父親存錢那家銀行的行長見過面了，他很有信心會滿載而歸。兩天後，有人在蘇黎世湖發現了他的屍體。瑞士方面的死因調查組稱他在碼頭看風景時失足掉進了湖裡。我父親不相信。他覺得那個人肯定是被謀殺的。」
「那名外交官叫什麼？」
「卡洛斯·韋伯。」
「你呢，沃斯先生？」一段長時間的停頓過後，加百列問，「你有找過那筆錢嗎？」
「老實說，我想過。我想，把錢找到之後，可以還給那些被我父親洗劫一空的猶太人，可以用來贖罪。但最後，我發現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蘇黎世的那些守財奴在守護他們的秘密寶藏時極為謹慎，艾隆先生。他們的銀行看上去可能很乾凈，很整潔，但其實很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瑞士的銀行拒絕了那些壯著膽子來取寄存物品的人，不是因為銀行里沒有他們的錢，而是銀行不願意把錢還給他們。我作為一個殺人兇手的兒子，又有多大希望能夠把錢拿到手呢？」
「你知道你父親把東西存在誰的銀行里嗎？」
「知道，」沃斯斬釘截鐵地說，「沃爾特·蘭德斯曼。」
「蘭德斯曼？這個姓怎麼這麼熟？」
彼特·沃斯笑了笑：「因為他兒子現在是歐洲財力最雄厚的金融家之一。實際上，前兩天他還上了一次新聞，說是發起了一個新項目，幫助非洲戰勝飢餓。他叫……」
「馬丁·蘭德斯曼？」
彼特·沃斯點點頭：「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我不相信巧合，沃斯先生。」
沃斯舉起酒杯對準陽光，「我也不相信，艾隆先生，我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