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式」的理論與實際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覺寺的小佛閣之中，當小瑩對張叔倫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調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補充時，叔倫也對她的「補充」，提出理論性的「補充」，足使眾姐妹大為折服——雖然據李蘭的回憶，那時李蘭、朱三媽、塗全勝、王秀英她們和李七爹，對「張書記的話」，一句也未聽懂。
「張書記那時是我們山上山下的最高領導，」李蘭說，「也是最忙的人。」叔倫認為山下那個「自衛大隊」只是「烏合之眾」，「遲早要出大紕漏」。那時秋收季節已近，當地原先解體了的國民黨政權，已恢複了「鄉鎮建制」。日本人也搞出個偽政權，使原來的「三不管」的地區，漸漸地變成了「三管地區」，而三方面的目標都是在爭取「秋收」。等到他們由「三管」而「競爭」、而「摩擦」、而「衝突」、而「刀槍相見」，則地方農民就更要遭殃了。
所以張叔倫認為他工作的當務之急，第一便是對「自衛隊」那批烏合之眾，加強「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據共產黨的「蘇區經驗」，抓「基層組織」，因為國民黨「干訓團」訓練出來的一些「鄉鎮幹部」已逐漸形成一種新官僚體系、新地主階層——他們不但與當地農民脫了節，與老地主（如林放鶴堂）也有尖銳的矛盾。這種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舊官僚、舊地主更為可怕。
「最倒霉的還是胼手胝足的貧苦農民，」叔倫告訴諸姑娘，「我們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抓基層組織，根據叔倫的指示，最好以林家原有的「佃農」為基礎。叔倫在他們林家賬房內，已找出他們全部名單和賬目。這些「佃戶」，不但與林家有「東佃」關係可以善加利用，有的甚至與林家有深厚感情——像趙婆婆的一家——他們可以林家名義去「減租減息」，充實義倉，爭取「秋收」。不要像國民黨鄉鎮幹部，那種「竭澤而漁」式地貪污自肥胡搞一泡。
「維瑩啦，」叔倫特自告訴小瑩，「這個世界不是個單純的『好人』和『壞人』對立的問題。那是個『政治經濟制度的問題』，是個『不同階級對立的問題』啊。」
叔倫認為林文孫這位「公子哥兒」是位有情感、有正義感和有血性的「好人」。他所看到的社會上的不平和罪惡——例如男人欺侮女人的問題，富人壓迫窮人的問題——都只限於他耳聞目睹的小圈圈，是片面的，沒有看到全局，也沒看到徹底解決的方法。
其實所謂「好人」、「壞人」都是相對的。如果不牽涉「本身的利益」，社會上人，絕大多數都是「公正」的——雖然「公正」的觀念和範疇，亦有其嚴重的階級性。
叔倫強調說，一樁事如牽涉當事人「本身的利益」，則絕大多數人（包括你與我）都是「自私」的——只是各人「自私」的程度，頗有不同罷了。有絕頂的自私自利——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也有輕微的自私自利。有心黑皮厚的自私自利，也有時感臉紅心跳的自私自利。二者的分野，就是「壞人」和「好人」相對的定義了。
至於制度，那分別就大了。一個好人如不幸捲入了壞的制度里去（例如傳統的封建制度），那你最多只能做個「清官」——清官事實上乾的也是一些「助紂為虐」的事，做壞制度的幫凶。例如目前那些腐化貪污的國民黨「鄉鎮幹部」，有很多都是有血性有正義感的青年。但是你一旦「身在廬山中」，視而不見，就跟著貪權好利的腐化了——人總是「人」嘛。大權獨攬、金錢在握、美女在抱，連孔老夫子、耶穌，恐怕都心慌意亂了，何況我輩凡夫俗子呢！？
但是，據叔倫說，一切「制度」都是「階級」的產品。人類對自然事物自從發生了「私有觀念」之後，就產生了不同的「社會階級」。上面的階級便統治下面的階級。「統治階級」便壓迫「被統治階級」。壓迫的方式很多，最巧妙的方式便是把這「方式」化成「制度」——例如「封建制」、「地主制」、「資本主義制」、「宗法制」等等——和與這些「制度」有血緣關係的「風俗習慣」，例如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風俗。
所以要解決社會上一些不平的現象，不是單純的鎮壓、消滅壞人的問題，必須搜根，必須徹底解決。徹底解決之道，則是要變換這個現有「制度」；要變換這個現有「制度」，則必須消滅這個「制度」的「現有統治階級」。要消滅現有統治階級，則必須發動現前的「被統治階級」，向現前的「統治階級」作「階級鬥爭」，爭取「解放」。
因此「抗日戰爭」只是一種對抗國際「資本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民族解放了而階級沒有解放，則抗日戰爭對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貧苦農民，便失去意義。所以為著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叔倫指示諸同志應以組織西山東區的貧農「地下網」為當務之急。只有這以貧農為主體的「地下網」，才是真正革命陣營里經得起任何大風大浪的礁石，任何反革命勢力都消滅不了的革命基礎和原動力。但是要組織好這個地下網，他們要有個顛撲不破的「革命指導力量」。
叔倫這位已有十二年黨齡的共產黨員，這次是自動請調，銜命而來的。武的任務是發展游擊武裝；文的任務則是發展地下黨的組織。他是本地區的「書記」。凡經他親自遴選訓練的前「政宣隊」老同志葉維瑩、曹文梅等七八人，今次都經過「張地委」介紹正式入黨；朱三媽、李七爹都志願列入「預備黨員」；李蘭、小和尚、王秀英、塗全勝等則加入「青年團」；張得標、李連發則由「新四軍軍部」加派「游擊隊正副隊長」軍銜為「外圍」。張書記認為「煙撣帚張三」的「問題比較嚴重」，暫不加委，借口是「先戒煙癮再說」。
新四軍政治部張叔倫少校直轄之下原有六個「臨時難民收容所」、一所「醫院」，隨張少校而來的地下組織，因而也有一個「書記」和七個「副書記」。昭覺寺這一支部，由張書記提名葉維瑩為「副書記」，小瑩因身懷六甲，不任繁巨，堅辭不就，並改推朱三媽或曹文梅擔任。但是張書記不許。他認為朱三媽是個最理想的工作幹部，但目前不能當領導幹部——她還需要有耐性的「思想教育」來改造。文梅的才能甚強，張書記則認為維瑩的「社會關係」，在目前比才能更重要，勸小瑩勉為其難。
至於「社會關係」，文梅和維瑩都知道，只有一半是真實的，另一半則是書記的借口而已。叔倫知道文梅的工作能力遠非維瑩能比，但是主要的還是「思想問題」——小瑩思想搞通了，而文梅則沒有切身的體驗，思想沒有深入她的靈魂，而當革命幹部，在叔倫看來，「思想戰線」，還是比重最高的。
有了這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張書記如臂使指地運用起來，西山東區的農村，就逐漸變紅而永不褪色了。
「你又不是替美國CIA工作」
林文孫博士聽到老友李蘭場長所敘述的，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也是抗戰第二年）共產黨在他家鄉搞地下組織的情形，不禁豁然而悟。
他告訴李場長說，當他於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從印度回國返鄉時，只見家鄉一片糜爛，荒田處處，民生痛苦達於極點。那時他父母便告訴他，家鄉到處都是共產黨。連最忠厚老實的趙全財和他的老婆（趙婆婆）的三個孫子，有兩個都當了共產黨。他另外在上海做工人的兩個孫子，也在搞罷工、搞工運。
「連這個『小茅匠』都是個共產黨！」一次爸爸指著小茅匠告訴文孫。那時爸爸要在「老馬房」之後，添蓋一間茅草「披廈」，好讓帶傷歸來的兒子有一榻之地，所以找小茅匠來幫忙建造。
這個「老茅匠」的兒子「小茅匠」是文孫兒時一起穿「開襠褲」的玩友，親如兄弟；這時正爬在屋上鋪茅草，忙得一身汗。
「小茅匠呀，」文孫仰起頭來，笑著問他，「你也當了共產黨了嗎？」
「三哥……」小茅匠抹一抹頭上的汗，傻笑了一下，又去鋪茅草了。
「小茅匠那時的直接領導，就是你的老婆呢！」李蘭說著笑成一團（這原是樁十分滑稽的故事嘛）。李又說：「田軍是我們那個地區的副書記呢。」
「小瑩那時在什麼地方？」文孫問。
「我們那時都在蘇北，」李蘭說，「國民黨把你的老婆孩子，和我們整個基層幹部，在『皖南事變』之後，都趕到蘇北去了。」李蘭唧唧地笑得好開心。她又說：「國民黨說我們是『匪』，我們這群男女『共匪』——包括你那八歲的兒子『小共匪』，都在蘇北、魯南一帶『流竄』！」
「你們那時如果私下通知我，」文孫認真地說，「我可前去加入你們，帶著老婆孩子，和你們一道『流竄』。」
「哪有那麼容易！」李蘭也認真地說，「那時國民黨堅持要肅清蘇北魯南——內戰，解放戰爭正在最高潮，你縱使來了，組織上肯定信不了你……」
「你們和小瑩應該可以信任我嘛。」
「那時內戰正在瘋狂地進行中，大家組織性再堅強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