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外長几乎發了歇斯底里，哭喊道：「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後窗望去。根據他後來的回憶，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亞·盧廷夫人閑聊，「彷彿這不過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萊塢快車道上遇到的車輛阻塞的情況差不多，」他馬上感到極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機也很鎮定，他把自己的車子緊頂著前面的一輛，使暴民無法從後窗接近副總統。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對帕特的車子並不感興趣。不管怎樣，這是惟一令人寬慰的。暴力行為已持續12分鐘了，現在看來，只會有一種結果了。
他們在汽車裡聽到外面一個騎在別人肩上的頭目大聲發出一個命令。車子開始搖晃起來。凡是對暴徒有所了解的人——這裡的人，當然都了解——誰都知道這表明事情已發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無法打進汽車時，他們就來回搖動它，要想把它推翻，點火燒掉，把車裡的人全都活活燒死。靠尼克松一邊的窗子打開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個特工人員掏出了手槍。
在那一剎那間，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時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機會，實際情況比他自己的估計還兇險。在相距四個街口的玻利瓦爾陵墓那邊，一批美國的偵察人員，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員、使館的武官和副總統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達，以便了解獻花圈儀式的安排情況。這幾個人可都嚇壞了。廣場上大約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憤怒地在那裡轉來轉去。這裡和在機場上一樣，擔負保衛工作的警察已無影無蹤。守候在蘇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戰略價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憤怒的示威者。這些人毫不掩飾自己對美國人的敵視態度。穿著制服的使館武官遭人腳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館的一輛旅行車的窗子也給砸破了。這個先遣隊驚恐之下，立即通過事先安排設在加拉加斯警察總局的無線電設備，分別發出了三個密碼告警電。
尼克松一行的車隊在遇到第三個路障時就已經開始散了隊。後面汽車的司機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頭開到橫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圍的美國副總統和他的警衛人員去聽天由命。當時情況已變得極其混亂，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樣逃脫的。按他本人回憶，載運採訪記者的那輛卡車的司機「終於設法……把車插進從對面開來的車流中去，像給運球的球員作掩護一樣給我們打開了一條路。我們的司機把車子開到馬路的另一邊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輛車也就在後面跟上來。」然而《先驅論壇報》的梅佐當時是在那輛卡車上的，他記得，當暴力活動眼看要進入行兇殺人的高潮時，「過來了幾個委內瑞拉士兵。他們在堵塞的交通中間打開一個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車子便緊跟在後面」。
這時，這幾輛轎車還是朝著英雄公墓廣場駛去。當到達接近廣場的最後一個街口時，副總統告訴司機把車拐進一條小巷，朝另外一個方向開去。外交部長大叫：「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警衛!」尼克松說：「如果我們要靠那樣的警衛來保護我們，那還不如沒有的好。」他們一脫離險境，進入另一條大街後，尼克松立刻叫司機停車，以便和帕特交談幾句，估量一下情況。領頭的一輛汽車已破爛不堪；窗子被打碎，擋泥板給砸毀，車裡的每個人都多少受了傷。不過，沒有誰受重傷。兩位夫人都沒有受到傷害，從這裡往前走，路上也沒有示威人群。於是，他們把車直接駛往美國大使館的住宅區，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級住宅區的一個陡峭、易守的小山頂上。在這裡，尼克松自從擔任公職12年以來頭一回睡了一次午覺，睡了極度疲勞後的一覺。其餘的人則忙著把那座小山武裝成一個堡壘。除使館原有的海軍陸戰隊一個分隊和特工人員外，又調來60名美國軍人，他們都是委內瑞拉軍隊中的美國教官。一切送到使館的電報、信件和包裹，都須經過保安人員的嚴格檢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讓尼克松比原計畫提前九小時，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時離開加拉加斯。在邁克蒂亞機場也安排了警衛人員，以防止副總統的座機可能受到襲擊。
這時，在華盛頓，已發出了命令要執行一項異乎尋常的援救任務。艾森豪威爾總統由於對尼克松當時的處境得不到什麼情報，只知會出現最不堪設想的情況，竟向委內瑞拉派出了六艘驅逐艦、一艘導彈巡洋艦以及一艘用直升機輸送海軍陸戰隊的航空母艦。在關塔那摩灣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傘兵已經整裝待發，空軍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也進入了待命狀態。所有這些尼克松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電報給他告訴他這些情況，但這份電報像那天其他一些電報一樣，根本沒有到達目的地。在大使館裡一個幽靜的房間里，尼克松夫婦單獨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進來。他剛剛從新聞報道中得知，局勢出現了令人驚異的新發展。五角大樓下午6時零5分在一項公報中宣布，「現正在調動部隊，以便在委內瑞拉政府請求援助時，能夠隨時進行合作。」
這樣做給委內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極端分子送去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宣傳上的禮物。這幫人本來已受到普遍譴責，但是現在美國派出這支艦隊在整個拉丁美洲都引起對北美帝國主義產生極大的恐懼，在大家都起來抗議的時候，那些人幾乎被人遺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趕緊聯合發表一項聲明，說他們那裡所有的人都安然無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電訊交通恢複正常後，總統給副總統打了電話，副總統又一次請他放心。
當尼克松在華盛頓國家機場走下舷梯時，有一萬五千人向他歡呼。艾森豪威爾和全體閣員也都來了。尼克松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出門的最大樂趣在於回到了家，並談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見到的人大多數都是友好的。
利馬和加拉加斯的經歷對這位副總統既是一次考驗也是一次鍛煉，但那個事件對尼克松的名聲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很強烈，卻也非常短促。一個月後，1958年6月，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萊·史蒂文森領先，而和肯尼迪卻勢均力敵。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時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為人們記憶中的事了。共和黨遇到了麻煩，他作為他們的領頭的政治家也同樣如此。
很少有比捉到一個正人君子正在干著他諄諄教導別人千萬不要乾的勾當更使社會上一般人開心的事了，而那樣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從委內瑞拉回國後的那個月里那樣突然發生，那就更為少見了。與這一醜聞有關的一件象徵性的東西是和利用職權營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現的任何象徵性東西一樣令人難忘。因為1958年不僅產生了呼拉圈舞、大型電視測驗節目、和亞歷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電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橋，而且也是駱馬絨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萬個美國人中或許有一個能夠告訴你，駱馬是一種能捷足飛跑的四蹄哺乳類小動物，生長在從厄瓜多到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脈地區，人們大量捕捉它是為了弄到它那光澤的細軟絨毛，織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個納稅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駱馬絨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樣——溫暖、美觀、時髦，而且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納稅人所以會知道，如果不是由於其他原因，只是因為所有參加競選的民主黨人都在談論駱馬絨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終也沒有一個人說清楚一件駱馬絨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駱馬絨，雖然這是政府要審問製造商伯納德·戈德法因的一個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標著「羊毛90%，駱馬毛10%」，而實際上裡面還摻有尼龍。這一點，還有這個故事的其他方面後來都變得無聲無色了，因為出現了這樣的證詞：白宮曾出面為戈德法因解圍，而他則出於感激心情，設法將他的一件質量最高，價值500元的大衣掛在美國總統助理、前新罕布希爾州州長謝爾曼·亞當斯的衣櫃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還有送了亞當斯一條從梅西百貨公司買來的價值2400元的東方地毯，從1955年到1958年5月，當亞當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頓豪華的謝拉頓—普拉扎飯店時，曾先後21次為他們惠鈔付賬，總數達3096.56元。他還替亞當斯付了他在曼哈頓的沃爾多夫-阿斯托里亞飯店下榻時的賬單。當時，戈德法因把所有這些送人情的巨額花費在報稅時都作為業務開支扣除了。
根據國內收入署的規定，這些花費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買賣確實從中得到某種「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處。情況正是這樣，而且他可以提出證據來。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根據法庭調閱的電話記錄，戈德法因在六個月內給亞當斯打了43次長途電話，大約每四天一次。此外，亞當斯還給這位紡織品製造商或為了他的事打過無數次電話。1953年12月30日，這位總統辦公廳主任就曾打電話給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愛德華·豪雷——他就是依靠亞當斯獲得這一職位的——詢問控告戈德法因虛標紡織品原料的這股風到底從哪兒來的。1955年4月14日，當這位製造商又一次因這一問題受到審查時，亞當斯利用自己的職權在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