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行業將進入黃金時代。一個海軍退伍軍人根據真人真事寫的暢銷小說(弗雷德里克·韋克曼1946年出版的《廣告商》)使麥迪遜大道的大名，變成家喻戶曉。可是，本來使廣告業發達起來的那些銷路很大的雜誌，後來在各種宣傳行業中，卻競爭不過，慘遭敗北。在戰時，雜誌的出版人和汽車製造廠的工頭一樣，忙個沒停。從珍珠港事件到戰爭勝利這個期間，平均每種雜誌都增加了25萬個訂戶。戰前，它們在國外頂多不過銷幾千本；現在美國被公認為西方頭頭，看這些雜誌的歐洲人就有好幾十萬。在兩年之內，它們的廣告收入增加了1億美元。但即使在這全盛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不祥之兆。約翰·費希爾在《哈潑斯》雜誌中報道說：按照廣告商的調查，有文化的美國人越來越轉向那些面向某種特殊讀者的雜誌，比如《遊艇》、《假日》、《紐約人》等等。至於一般讀者，都按捺不下心來。他們已不滿足於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著迷的、神魂顛倒的、引人入勝的讀物。一旦公眾發現了電視，這些一度在報攤上暢銷一時的雜誌，好時光就指日可數了。
杜魯門執政的頭幾年，電視成了人們熱烈議論的話題，但只是話題而已，此外沒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賺錢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電視機太小，價錢又貴，為數也不多，而且也沒有什麼東西好看。但是從兩次體育節目的實況轉播，就可以看齣電視的巨大潛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對康恩的拳擊賽，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聯賽。在家裡看電視的人，比花50元買一張拳擊賽的前座票或一張揚基體育場的主看台票還看得更清楚。但是廣告商人還是猶豫不決，認為有電視機的家庭還為數太少，花大筆廣告費還划不來，因為到1948年1月1日，全國才只有17.2萬架電視機，電視廣播台也不超過20個。因此，無線電廣播行業還可以沾沾自喜。至於好萊塢就不是這樣了。電影業的巨頭們只好向麥迪遜大道的廣告鉅賈乞援，而這些公司的營業部主任就馬上在全國的廣告牌、地鐵和無軌電車廣告上大事宣傳：「為什麼今晚不去看場電影呢·」並且向大家保證：「電影比以前更好了!」但這並非事實，這套宣傳也沒有效果。而且有消息傳開來說平均每月有25萬戶在買電視機，這套宣傳就更行不通了。但看來這並沒有關係。戰後做廣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傳員是對難兄難弟，他們點金有術，魔法無邊，在戰時搞了五花八門的廣告，吹噓商品牌子，使新的織品、電器用具、新產的罐頭啤酒、雙層玻璃紙包裝的香煙都銷路暢通。這些人無論在曼哈頓的宴會上，在底特律的新車展覽廳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議會說客們當中，只要開口發言，全場就會鴉雀無聲。這些人善於塑造形象，以觀察敏銳著稱，當然要洗耳恭聽了。大家知道，民意測驗與操縱宣傳工具的技術還屬試驗階段，就像牛頓剛看見蘋果跌向地面、弗萊明在實驗室里發現青黴素黴菌那樣，只要再過一些時間，再過一些時間。它們是有無限前途的。有些善於想像的人，根據厄普頓·辛克萊1934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失敗的教訓，認為有朝一日，這些技術完備以後，還可以在競選總統時加以利用呢。
這些廣告宣傳行業在促進戰後繁榮方面究竟具體地起了什麼作用，是無法確定的。但在戰爭期中，影響卻是明顯擴大，而且並不限於在市場方面。各種廣告和雜誌文章，都把人們內在心理塑造出來，或者反覆宣傳人們應該這般那樣。他們再而三地向士兵宣傳，他們就是為了他們愛吃的甜餡餅而去打仗。而他們鄰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發港口那些活動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婦，則在朝思暮想，究竟喬伊變了多少，現在該是什麼樣子。當然她收到他一些來信，但信件顯然經過檢查，而且多數士兵會把真正重要的問題避而不談。於是她只好從報攤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報刊文章看，而這些作者們倒是熱心非常，將她那位遠在天涯海角，而又歸期已近的親人的情況向她介紹。
他們對她說這些士兵有個「重新適應」的問題，她最好有個思想準備。《婦女家庭雜誌》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時見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們都不厭其詳地分析，說這個喬伊不可能和過去一樣了。《家政》雜誌勸導人們要耐心。「過了兩三個星期，他就不再會講個不停了，壓在心頭的往事也該過去了。如果他還是講完又講，還是情緒激動，那你最好找個精神分析專家看看。」至於《美麗之家》雜誌則認為解決之法很簡單明確。它登了一幅客廳圖片，那是給一位患過炮彈休克症的將軍設計的，並吹噓說：「家庭是最重要的複員中心，對所有士兵都是如此。」還有一些入門的小冊子，教那些環境急劇變化的陸軍婦女服務隊和海軍婦女志願緊急服務隊的隊員們，怎樣治好精神鬱郁。它們勸父母們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們覺得意想不到的新鮮，並說「女兵們穿上了新的打褶襯衫，精神上就適應過來」。有些不負責任的報紙大談其什麼精神錯亂的複員軍人到處亂闖的危險。有一條標題竟然說：「發瘋的複員軍人到處胡作非為。」
這些胡說八道，通過比爾·莫爾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畫家，傳到國外部隊那裡。他們聽到這些加油添醋的報道或純屬捏造的謊言，都很生氣。1944年，就曾有人到處傳說，羅斯福夫人建議在巴拿馬設個收容站，讓回國部隊先在那裡隔離一個時期，學習在文明社會中怎樣過生活，然後讓他們回家，即使複員以後，還要戴上顯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規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們跟前這個人，可能就是強姦犯。前線的士兵憤慨地說，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的人。說他們一心想的就是發泄性慾，是不符事實的。
但事實上他們確是如此。
阿拉曼戰役結束，據說路透社有個記者問第八集團軍一個英國兵：「戰爭結束以後，你第一件事是幹什麼·」
「操我的老婆。」那個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第二呢·」
「把這雙他娘的平頭釘靴扔掉。」
凡是軍隊差不多都是這樣。而且有史以來，戰士複員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牆上的蓓蒂·格拉布爾的半裸照片給扯了下來，他們在睡房裡或公園裡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後，什麼「重新適應」的議論就不再存在了。「所謂複員軍人問題，」威廉·奧尼爾說，「從未成為一個問題。戰後年代有種種意想不到的事，但這樣不費氣力就把這麼一大批人員安排妥當，也許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國式愛情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是在戰時結婚快；第二是戰火平息後離婚也頻繁；第三是託兒所人滿為患。在廣島市給原子彈摧毀以前，突擊結婚很流行。各種各樣的宣傳，都鼓勵他們這樣做。在一部稱為《時鐘》的著名電影中，羅伯特·沃克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認識一位女郎，儘管雙方出身不同，家庭情況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認識才24小時，兩個人就站在教堂祭壇前，結為夫婦。有些軍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別蓋些小教堂，鼓勵人們結婚。報章對社會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愛娃·加德納；烏娜·奧尼爾和卻利·卓別林；朱迪·加蘭在和戴維·羅斯離婚後，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結婚；21歲的格洛里亞·范德比爾特和58歲的利奧波德·安東尼·斯托科夫斯基；還有羅伊·羅傑斯和戴爾·埃文斯，雖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卻連一個接吻鏡頭都沒有，也宣布結婚了。接著，戰士們從前線回來，羅曼史就開始破滅。原因很多，有一部名為《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電影把一個主要原因刻畫出來。那是一個中產階級人物戰後歸來的故事。達納·安德魯扮演一個青年飛行員，他在快將出發之前一時衝動下結了婚。新娘是個淺薄的金髮姑娘，在他出發以後，她想像他還是過去那個樣子：戴著銀色空軍領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飛行員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後，就迫不及待地脫下戎裝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樣子，就下決心要立即坐火車去雷諾了。1946年，這個市批准了1.1萬宗離婚案。直至現在，這還是個最高紀錄。
在那些歲月里，洛杉磯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樣，有好幾千個咖啡話會。參加這些話會的複員軍人的年輕太太們，對這些話題都很感興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尋味的離婚案，理由是雙方缺乏感情。這些太太們都是混得不錯的人。除了在大蕭條期間曾經長期營養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難年頭並沒有在她們外表上留下什麼痕迹。(但如果她們張嘴微笑，情況就可能不同。在她們年輕時期，畸齒矯形術和整齒器還索價較高。有些人到了30歲，就要鑲上假牙。)根據紐約市美國歷史博物館1945年對1.5萬名女子的調查，那時美國少婦們的腿，比之她們1890年的老祖母要長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蘭尼愛神阿芙羅狄蒂的形象，臀部卻略小些，也沒有那麼妖嬈。到了舉行婚禮之日，她們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