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美國一遇戰爭，便出現紛紛的歷史百川匯於一的局面，這時全國各階層無不將這個鬥爭看做一大整體，因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與其役，儘管也許是間接的。但事過境遷，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了。曾記否，當年有過這麼一個星期：國務院同外國簽訂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有幾家企業合併，紐約大街上舉行火災水漬貨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競選美女，某青年主婦記得她這時鋪上了一塊名貴的東方地毯，世界棒球聯賽吸引著全美五千萬球迷。
對於研究美國總統動態的人來說，從戰勝日本到爆發朝鮮戰爭這四年十個月零十日，實在是多事之秋。這段時間，華盛頓總是在鬧著點什麼事兒，而又總是脫不了哈里·杜魯門的干係。如某次他偶訪墨西哥，墨西哥總統陪他去參觀活火山，哈里便說：「比起咱美國國內的，這算得了什麼!」當然，除此以外，其間也還有許多重大的事。杜魯門看問題的角度的確不同凡響。他是總統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誰不是只顧操心國家前途的呢!
這兩次戰爭中的間隙，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時代。不錯，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響，轟炸機不飛，軍艦下錨停泊，海軍陸戰隊閑得在做俯卧撐運動。對那些出生於蕭條時期、成長於烽火年代的人，這是一個過渡，一個喘息機會。這段安寧的日子裡，一代醉心搖滾舞音樂的大學畢業生(此輩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躍而為美國各界的領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婦的懷抱中了。「你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早上，埃爾斯佩思·羅斯托跟她丈夫說，「你們二次大戰的小軍官，現在可輪到你們當權了!」
後來約翰遜時代，華盛頓流行一句打趣的話，把首都說成是「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婆娘」。這話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說戰後姻緣無非是此輩得意征途中一時的歧路失足，這也並不確切。對於那些青年複員軍人和新嫁娘來說，40年代後期，何嘗不是他們燕爾歡愉、山盟海誓的好歲月，心靈的寶鼎中正燃著香氣裊繞的希望之煙呢!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把自己獻給對方，就是互贈定情物，不勝繾綣之樂；它像是為青春熱情所串連起來的絢麗多彩、萬花繚亂的電影鏡頭，流行樂曲若斷若續，聲、色、香、味變化無窮；又像是廁身第五大街的雙層公共汽車中，從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領後一瞥而過的窗外的廣告畫；它無非是買回塑料袋裡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裡的黃丸使之變為奶黃色；無非是自家調製塗牆的色粉，諸如此類的身邊瑣事；還有，兩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煙，又是何等樂趣；而再過十年，這種樂趣就要大為失色了。
結婚這事，還意味著讓同別的新夫婦玩猜謎遊戲；意味著像《好心與寶冠》劇中的阿歷克·基內斯一對那樣輕篙泛舟；意味著等上六個月買戰後第一批福特牌、雪佛蘭牌汽車，選購好洗快乾、挺刮漂亮的新式襯衣；意味著因她至今還把私房錢縫在大花裙里而笑謔一番；意味著她到醫生那裡檢查後，你把她接出來在小飯館吃中飯時她說真的有喜了，於是兩人開懷慶祝起來；意味著觸及她初孕的乳房而產生的神妙感；還有，周末躺在床上，你為她朗誦劇本《一個推銷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誦小說《1984年》而悚然；在電影里看瑪麗·馬丁洗頭髮，議論奎格船長這個討厭人物，或者聽伊迪絲·皮亞夫和保羅·羅伯遜唱歌，用的是那個老式落地收音電唱機，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塊褪色的牆遮著；星期日下午，拿著1948年的新產品、隨拍隨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機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產品33.3轉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紋唱片；然後下一年1月份又放勝利唱片公司新產品的45轉密紋唱片，然後又突然渴望聽聽老式的78轉唱片；婚後生活也意味著在「鄉村」夜總會消磨幾小時之後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兩家廝混，或是沿著闃無人影的第52大街溜達(皮特里洛淘汰搖滾舞音樂，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萊斯皮的尖聲「進步的」爵士樂「博撲」開了道、奠定基礎，就是在這裡)。燈火闌珊時，你在傑米·賴安夜總會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這時，社會上逐漸崇尚個性，講究趣味起來。素不相識的男人在襪子上綉上花樣；把錢叫做「木拉」，向過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滾球，清晨3點鐘給朋友打個歌唱電報，讓那個送報人唱給他聽，在新婚夫婦的彈簧褥上縛些小銅鈴，然後在門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絕不要打仗，埃莉諾也絕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機天線紮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車的望後鏡上吊著一雙嬰兒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車洗得乾乾淨淨，彼此見面打招呼時說「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這樣的中國式英語，結了婚的少婦頭戴著捲髮夾就去上市場，口裡老是嚼著口香糖；她們會把全家帶去看《吉普車上四女郎》和《硫黃島戰役》之類的電影，但絕對不看《維爾杜先生》，因為《行列》雜誌揭露主角卻利·卓別林是個赤黨。
小傢伙們現在已是十幾歲了(teenage這個詞最初出現在《紐約時報雜誌》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來越露頭角。有些家庭不歡喜孩子們在外亂闖，還可以使他們循規蹈矩留在家裡。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一書中寫道，人們還管她叫「『那個杜魯門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對這種稱謂很討厭。」然而在白宮外面，這種「青年的力量」正在改變整個社會風氣，往往不是吵鬧過頭，就是趣味低級，使老一代的美國人嘟嘟囔囔。至於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條板加上溜冰鞋的輪子製成踏板車，踏在上面溜著玩，樂此不倦。
這時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國自動選唱機已有50萬部，給它的主人們每年賺2.5億美元，不過都是鎳幣。這些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價值，歌詞也容易忘掉，但自動選唱機這種玩意卻很受歡迎。青年人簡直是崇拜這種機器。位於哈得孫河谷的一所名為斯卡巴勒的中學，有一班1947年的畢業班，就把一部自動選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學校，家長和教師帶笑在一旁看著。
正是在杜魯門執政那些年，美國開始不可挽回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1941年聖誕節，氣候陰冷，丘吉爾到白宮做客，某日夜半，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名稱。《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說，「聯合國這個新詞」已悄悄竄入世界辭彙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財富》雜誌的調查，美國選民只有63%贊成美國加入國際組織。到1944年3月，贊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學生中進行一次全面調查，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的，比例為50∶1。薩姆納·韋爾斯也贊成這樣做，他寫了一本頗有說服力的書，名為《抉擇的時刻》，主張要組織一個世界政府。每月一書協會把它推薦出來，作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銷售了近50萬冊。阿肯色州眾議員富布賴特建議，支持「創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使之擁有適當權力，以確保和維持各國間的公正與持久和平……而美利堅合眾國亦應參與這種機構」。這個議案以360∶20在眾院通過。到了參院，這個議案亦得到兩黨一致支持。
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舊金山市和南達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紐約市競爭，要把聯合國設在自己市內，並免稅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洶洶然投了反對票，不歡迎這個新的世界組織到那裡去，但有人認為這是由於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反對他寫的那本《天下一家》，藉此發泄一下怨氣。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他的華德曼公園現在叫謝拉頓公園。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轉彎的街角。現仍是一些著名議員的住宅區。寓所認真思考了幾個月，終於改變看法，認為只有通過國際相互依存，這個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對他來說，這是個歷史性的轉變。戰時他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室躲空襲，德國飛彈騰空而來，震撼大地，他對他的陪同人員說：「人類有了這樣的武器，怎麼還談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黨內孤立派的頑抗，他對鴉雀無聲的參院發言說：「我一向公開表示，認為要依靠自己力量來保護美國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無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永遠也不能再讓我們國防力量下降到無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後有哪個國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認為美國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國合作……我認為國際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嚴和許可權。我認為我們切身利益要求這樣做。」
兩党參議員全體起立，熱烈向范登堡鼓掌。報章讚揚他的演說，認為「毫無疑問是篇偉大的演說」，是「參院八十年來最重要的演說」，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的諾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