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9年歲暮因胃病來紐約診治，在紐約城郊鄉居已十餘年。因不諳英語，平時和當地居民極少往還。日常除閱讀書報和偶有友好得暇來訪之外，閑居無事，對我國三十餘年來的變亂和個人所參與的軍國大事，曾不時作冷靜的深思及客觀的分析。對個人說，固不無「退思補過」的功用；對國事說，以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對將來當國者也未始不可作芻蕘的貢獻。余妻郭德潔女士每每勸我撰寫回憶錄，以為後世國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爾克博士、該校遠東學院院長幸爾勃博士也分別來函，以此相勸，並雲在幸爾勃、何淬廉兩教授所主持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部為保存當代史料，極願襄贊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復承世界第一流學府之約，因欣然承諾。該校旋派研究員唐德剛博士前來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時並舉。我口述後，由唐筆錄，整理成篇，然後再就有關史料，詳加核訂，再經我複核認可後，視為定稿。英文譯稿則就中文原稿，略加刪節。三年以還，已積稿盈笥。原稿凡七十餘章，約五十餘萬言。雖仍覺言有未盡，然數十年來我個人所參與國事的要節，以及我個人生平事迹的大略，於斯篇已可見其梗概。茲於篇末，再綴數言，以為結論。
一
回憶我少年時代，正值清廷衰敝，國內仁人志士群起力圖匡救之時。當時立憲維新和驅滿革命兩派人士，均朝氣勃勃，人盡忘其小我，為挽救國族而奮鬥。照常理推論，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國應可立臻富強，孰知辛亥以後，朝氣頓失。昔日慷慨悲歌、捨身為國的志士，往往於旦夕之間即變為暮氣沉沉的政客，甚至為擁兵殃民的軍閥。那時我本人正是少年，目擊此種變易，失望之餘，便深覺革命大業開創固屬艱難，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後，我國在軍閥統治之下，幾十餘年，即以廣西而論，陸榮廷的十年統治，雖無赫赫之功，然亦無大過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對士大夫甚為尊重，對傳統道德規律也頗知敬畏，不敢過分越軌。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陳腐，無法與時俱進，至為時代所遺棄。然就我個人所目擊之事，以陸榮廷的治績與後來蔣先生標榜革命的省政相較，則陸氏實頗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嘆息。
在陸氏及其他軍閥被剪除後，廣西各界在我和黃紹竑、白崇禧等共同領導之下，毅然加入國民黨，促成兩廣合作，奠定國民政府的基礎。當時革命勢力的膨脹，固不能不歸功於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與改組國民黨的大計，然促成北伐軍的早日問鼎中原，統一中國，我們領導桂籍同志，不計利害，擁護國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風，實是重要因素之一。當時我們一腔熱血，絕未想到最後竟演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慘痛局面。
此種不幸結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實由兩大因素所養成。因國民黨改組後，一意「以俄為師」，實行一黨專政，使人治重於法治。而中央領導分子則拳拳以擴張個人權力為目的，致釀成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明爭暗鬥之局，終使全黨分裂，黨權無法統一。另一原因則為國共兩黨部分同志的「左傾」幼稚病所促起。當時在革命大後方，工會、農會領導的群眾運動如火如荼，不法行為層出不窮，造成社會上的大恐慌，此實為促成國民黨「清黨」的主因。「清黨」以後，黨內派系原可捐棄成見，團結一致，為國民革命而奮鬥，不幸手擁重兵又善用權術的蔣先生不此之圖，反而乘機擴大黨內派系的鬥爭，以便從中漁利，遂使國民黨的聲譽一落千丈，造成軍事獨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後，蔣先生如氣度恢弘，為政以德，以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建國事業，則偃武修文，並非難事。無奈蔣氏無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誅鋤功臣、消滅異己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連禍結，內戰之慘甚於軍閥時代。不論賢與不肖，俱被捲入漩渦，甚至欲達目的不擇手段，以拒敵圖存為職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會正義沉淪無遺。本為弔民伐罪的革命軍，轉瞬竟變成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相持不下時，張學良受蔣的利誘率其奉軍入關參戰，終以東北防務空虛而引起「九一八」事變，東北四省淪陷於旦夕之間。雖滿族的顢頇與北洋軍閥的無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蔣氏主政中樞時之甚。
蔣先生經此慘痛的教訓，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厲行如我輩在廣西的興革，號召全國軍民抵抗外侮，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無奈蔣氏不此之圖，反而挾寇自重，對日寇堅持不抵抗主義，對共軍則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迨共產黨武裝已發展至不可侮，蔣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滅赤之戰，作消滅異己軍隊的安排，終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勢而不可收拾。
到「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激於義憤，一致團結，擁護以蔣先生為首的中央，即陝北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亦不例外，形成民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團結。中央當局如於此時乘勢一變其以往褊私狹隘的作風，化人治為法治，納中華民國政府於正軌，「抗戰」、「建國」雙管齊下，則日本一旦投降，我國便可以嶄新局面出而為四強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無奈蔣氏及其小集團，把持中央，其褊狹貪污的作風竟變本加厲。政府仿獨裁政體的惡例，而無獨裁政體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風軍紀敗壞達於極點。抗戰勝利變接收為「劫收」，腐化頹風瀰漫全國。直至民怨沸騰而不知悔，終為中共所乘，數百萬大軍一敗塗地。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為近數十年來中國變亂的主因，然國際因素自亦不容忽視。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興起，原為東西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民國成立後十餘年的紛亂，帝國主義者從中作祟亦為主要原因之一。由於英、日兩國在中國橫行無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聯俄容共。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完成，與夫革命軍北伐初期的勝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實為蘇聯的全力協助。無奈斯大林胸襟狹隘，違背列寧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遺教，故其對華援助，以義始而以利終。北伐軍尚在中途，第三國際即決議支持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結果引起國共的糾紛而使國民革命流產。嗣後數十年的紛爭因之而起。中國人民固遭其殃，於蘇聯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兩千年來日本雖未向中國正式稱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國精神多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實無可置辯。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國主義的後塵，對文化母國竟有吞象之心。結果戰敗乞降，蒙數千年未有的奇恥大辱。此固日本軍閥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實為對任何殘餘帝國主義者的教訓。因人類生而平等，民族自覺尤為不可阻遏的歷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戰後，仍有少數反動集團昧於時勢，繼續做其種族優越、弱肉強食等舊帝國主義的殘夢。如今日法國少數反動軍人仍欲維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權，又如南非聯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戀其自殺的種族歧視政策，將來終必自取其禍。我本人痴生七十年，為中國革命運動重要的一員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們以數萬之眾，不旋踵便自鎮南關打到山海關；抗日之役，我們以最落後的裝備陷數百萬現代化的日軍於泥淖之中，終至其無條件投降。此非我輩革命黨人生有三頭六臂，只因革命浪潮為不可阻遏的歷史力量而已。嗣後中共的席捲大陸，其趨勢亦復如此。我本人親歷此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凡數十年，深知其勢不可遏。任何反動力量，試攖其鋒，必遭摧毀，深願今後國家的秉政者能三複斯言。
三
次說美國。二次大戰後，美國實為影響中國國運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運動中，美國亦為對外劣跡最少而對內最為物阜民豐的西方大國。然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卻為一自了漢，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負起對世界和平的義務。1931年瀋陽事變時，如美國振臂一呼，以後來聯合國對付朝鮮的方式對日，則「滿洲國」斷不致成立。日本侵華如因此受阻，則嗣後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亦必有所顧慮，則第二次大戰或可避免。丘吉爾說，第二次大戰為不必要的戰爭，觀此豈不信然？
二次大戰結束，美國以古道熱腸的態度，遣馬歇爾專使調解國共之爭。然美國政府固不知中國問題癥結所在，因而調解結果治絲益棼。到國共糾紛至無法和平解決時，美國竟一反常態，全盤撒手不問。白宮智囊以國民黨中央少數當權派的腐化無能，竟誤以為國民黨內全無開明可為的勢力，足以挽狂瀾於既倒。艾奇遜見不及此，直至捉襟見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時，竟以「等塵埃落定」為遁詞。
試即就美國利益立場來說，乘渾水始可摸大魚！如何能「等塵埃落定」？若就中美兩國之間利害相關的立場來說，我們闔室大亂、塵土飛揚之時，也正是我們需要友人幫同澄清之時。試看今日中國，塵埃已經落定，室內紅光耀目，煥然一新，請問艾奇遜先生，於美國究有何益？
今日東南亞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