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全國軍事潰敗聲中，廣州內部的政潮亦正有增無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難而疲於應付的，便是何內閣於6月間辭職以後，新內閣繼任人選的問題。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黨國元老，為人正派，敢作敢為。對蔣先生的態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諛奉承之輩所能及。撐持廣州危局，居氏實是比較理想的人選。居氏如組閣，則蔣氏不易在幕後違法操縱。此外，蔣、居之間尚有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據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東民軍總司令，蔣先生曾活動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參謀長，為居所拒絕，不克如願。嗣後，1929、1930兩年全國反蔣運動進入高潮時，居亦嘗有反蔣論調，深為蔣先生所忌，一度被軟禁於上海。故當我提居正繼何，蔣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設法阻撓。同時居氏本人對組閣並無興趣。他向我建議說：「現在既已行憲，何不找民、青兩黨的領袖來擔任行政院院長？」他主張在張君勱、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選一人。我說曾、李等人資望似嫌不夠，君勱具有資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說：「我去找他談談。」張君勱那時住於澳門，居遂秘密去澳訪張。張君勱聞言大驚，力辭不就。居、張正商談間，李璜適來訪張，也說君勱幹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強，便回來了。我又力勸居氏勉為其難，居正也答應了。但是對立法院的同意問題，他本人則未做絲毫活動。我認為立法院對居氏組閣當無異議，亦未加註意。孰知我於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獲通過。此時，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韋永成、張岳靈二人正自香港啟程來穗開會，他們以為投票時間在30日下午，不意大會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幾個鐘點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過半數而組閣了。
居氏落選後，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等主張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張電召白崇禧返粵，組織軍人內閣。此二建議皆未被我採納。第一，我不願堅持己意而貶抑立法院，致損「法治」的尊嚴。第二，我認為白崇禧在前方指揮是最適當的人選，不宜內調。最後不得已，乃改提閻錫山。閻錫山於太原即將被圍之時，隻身入京，後隨政府南遷。閻善於觀風轉舵，素以手腕圓滑著稱。以他出掌行政院，自為蔣氏所喜。所以一經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絕大多數同意而正式組閣。
閻錫山組閣後第一項難題，便是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財政部部長劉攻芸因擬起用存台金銀以安定金融，為蔣所呵斥，憤而辭職。閻錫山請前財長徐堪重主財政，徐氏竟欣然承諾。徐堪接事後第一項措施便是收回「金圓券」，改發「銀元券」。按政府預算，每月須支出軍費三千萬銀元，政費一千五百萬銀元，合計四千五百萬銀元。但國庫的收入，每月僅一千萬銀元，不足之數，每月達三千五百萬銀元。政府的計畫便是以台灣的庫存作「銀元券」的兌換準備金。如蔣先生能同意這個計畫，則「銀元券」未始不可維持一兩年，不致重演惡性通貨膨脹的悲劇，民心士氣亦可賴以保持，則死里或可求生。
至於政治方面，粵籍將領都主張簡化政治機構，使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和廣東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實權，實行軍政配合。粵主席薛岳尤竭力慫恿內政部部長李漢魂將廣州市府改制。因廣州為一直轄市，市府與省府平行。今因軍事的影響，致廣東全省的稅收不及廣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機構疊床架屋，尤無此需要。故薛岳為便於掌握戰時行政起見，主張將廣州由直轄市改為省轄市。
至於防守廣東的軍事措施，國防部最初的計畫擬充分利用胡璉、劉安琪兩個兵團配合白崇禧的華中部隊，堅守湘南、粵北，當時更有人主張必要時將白部調入廣東，在廣州設立總部，居中調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閻錫山作縝密計畫，直接處理。我因實行責任內閣制，除按例蓋印之外，不加干預。
不過身居幕後的蔣先生卻要作更進一步的積極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隨員專機飛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梅花村陳濟棠舊寓召集一連串的會議。最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名義通過議案，設立一項法外機構叫作「中央非常委員會」，由中常會選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張群、閻錫山、吳鐵城、吳忠信、陳立夫等為委員。洪蘭友、程思遠分任正、副秘書長。這完全是蔣先生為加強他對黨政軍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設置的疊床架屋的機構。數月以來，他在幕後的非法操縱已加速了政治、軍事、財政的崩潰，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員會」加以控制，尤將使大局從速崩潰。我對蔣此舉深覺痛心，然而顧全大局，未便與蔣先生公開齟齬，隱忍了事。但是副秘書長程思遠卻萬分消極，他參加了一兩次會議之後，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據憲法，行政院按既定計畫推行政務，總統的職權只是在各種法令頒布之前蓋印副署而已。今蔣先生妄自恢複一黨專政，設置「非常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將憲法束諸高閣。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議決通過，方為有效。蔣先生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無異恢複一人獨裁的把戲。如此他屢次聲言五年內不問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覺無事可辦，所以在7月底決意出巡一趟，藉以了解政府轄內軍事、民政的實際情形和民間的疾苦。
二
7月26日我自廣州飛往衡陽，在白崇禧指揮部里與白氏晤談兩小時。白崇禧此時方從長沙脫險歸來。他認為戰局危急萬分，程潛和陳明仁既已叛變，中央軍嫡系又不聽調度，他只有把第七軍用在衡陽正面作總預備隊，以大卡車百餘輛集中待命，何處吃緊，便向何處輸送應急。因此那時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銳部隊——第七軍，在卡車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說：「這樣調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嗎？」白感慨地說：「現在能用的部隊實在太少了，有什麼辦法呢？」
衡陽晤白之後，正午乃續飛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紹良率大批文武官員和各民眾團體代表在機場歡迎。我與朱主席同車入城，全城各機關、學校、團體以及全城民眾均佇立道左，歡迎情緒的熱烈，前所未有。晚間，朱氏並在省府設宴為我洗塵，所致歡迎詞，尤恭維備至，對我的招待亦極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輕車簡從，所到之處向例不願鋪張，朱紹良對我的歡迎實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蔣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熱烈招待我而惹蔣不快。所以我領其盛情，而內心頗為他的處境不安。
福建為我國東南濱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於冒險性，故赴海外謀生者甚眾。歷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嚮往已久，今日才得親臨其地。惜因政局逆轉，心情繚亂，又為時間所限，故此無心遊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兩夜，曾拜訪海軍宿將薩鎮冰。此公已九十高齡，而精神矍鑠，令人生敬。後聞為中共迎養於北平，尊為上賓。與朱紹良亦數度長談，他深恐招蔣之忌，對軍國大事多不涉及，不過對時局的悲觀，則時時溢於言表。
7月28日我乘原機飛往台北。台灣省省主席陳誠率領文武官員和各團體代表暨儀仗隊不下千人，在機場列隊迎接。我下機後，只見金光閃耀，軍樂齊鳴，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場面隆重肅穆，前所少見。我和趨至機前的陳主席及高級軍政官員一一握手寒暄。檢閱儀仗隊後，陳說：「德公，可否先到機場休息室小憩？」
我說：「不必了吧！」
陳微笑說：「蔣先生在裡面等你！」
這倒使我受寵若驚。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蔣先生起立相迎，我們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別，蔣自回草山寓所，我則與陳誠同車駛入市區，學生與市民列隊歡迎，極一時之盛。當晚宿於台北第一賓館。默思本日的歡迎場面，必出於蔣先生的授意，以取悅於我，其實我志不在此繁縟的禮節。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禮貌上的拜訪，蔣先生留我晚餐，並邀我下榻於草山第二賓館。外界謠傳我台灣之行是為與蔣先生開談判而來的，第一要蔣先生在軍政大權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灣所存的金鈔。其實這些全系無稽之談。我們根本未涉及這些問題，因為我知道談亦無益。我們只是約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後的動向，又說了些無關宏旨的應酬話而已。
在台時，我曾飛基隆視察海軍基地，並曾茶會招待在台的立委、監委，報告軍政設施。30日遂原機返穗。
8月2、3兩日，中央非常委員會連續舉行例會，通過閻錫山內閣所提如本章前述的關於政治、財政、軍事三項議案。適此時吳鐵城由蔣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訪問麥克阿瑟將軍，這三條議案便由他過台向蔣請示時，呈蔣先生核閱，以便付諸施行。
孰知不久蔣先生即拍來複電，對軍事部署方面仍堅持重點作戰的守勢防禦，主張集中兵力保衛廣州等幾個據點。事實上胡璉既一去不返，劉安琪兵團亦故意延宕不來，致使大庾等天險無兵可守，廣東防禦已門戶洞開，靜候中共深入了。
至於財政方面，蔣當然更不願放鬆絲毫。不肯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