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總統的三個月期間，本抱「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欲為不可收拾的殘局盡最後的努力，期望息兵，達成和平局面，解人民於倒懸。古人說：「盡人事而聽天命。」但是因環境特殊，蔣先生處處在背後牽制，使我對這匹「死馬」實未能盡應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的第一項基本原因，便是蔣先生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台灣，以貫徹其改造黨政軍成為三位一體的心愿，維持一個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陸放棄之後，國際情勢必益惡化，第三次大戰亦必隨之爆發，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陸重溫接收政權的美夢。為布置這一退路，蔣先生於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台灣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陳誠於1948年春初自東北鎩羽歸來之後，在京滬一帶的東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殺陳誠而後快。蔣先生不得已，准陳誠辭職赴台，託辭養痾，實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職突然公布時，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無所知。陳誠得令後，立即自草山遷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職視事。行動的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陳誠上任後，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之後，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據當時監察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報告，國庫庫存金鈔共值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三百九十萬盎司，外匯七千萬美元和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金五億上下。
蔣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國銀行所存的美金一千萬，匯交當時在美國的空軍購料委員會主任毛邦初。囑毛將該款以及毛氏手上的餘款悉數自紐約中國銀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義存入美國銀行。據毛氏事後對人說，蔣先生慮及與中共和談成功，聯合政府成立，該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後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蔣互控貪污的罪名。周指毛購料舞弊，毛則控周將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銀號，據為己有。政府即派員到美京空軍購料辦事處查賬，結果並無賬目不清的跡象；而對周將空軍款項以私人名義存放香港銀號一事，竟亦置之不問。毛氏認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齡以毛邦初系蔣先生元配毛氏的內侄故，心存忌妒，遂慫恿蔣先生將毛邦初撤職，並勒令將當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該款既屬渠私人名義所有，並無公款佐證，拒不接受。此為後來國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內幕的由來。
因此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台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台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作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政府救窮乏術，唯有大量印發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圓券」。大票成群出籠，致幣價貶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場完全崩潰，百業停頓，軍心民氣完全喪失，遂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為搶救這危局，我曾數度就商於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國能貸中國一批白銀，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總是說：「總統先生，你有其名無其實，政府實權完全未更動，不管美國運來多少金銀，還不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我不得已，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就近向美國政府交涉。無奈顧大使仍以蔣先生的意旨為依歸，對我虛與委蛇，來往電報完全漫無邊際，不得要領。
金銀之外，蔣先生又秘密將海軍、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台灣為中心。值此江防緊急之時，海軍、空軍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軍鬥志便大半喪失，縱有可為也不可為了。
蔣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預備放棄大陸，他要我出來，顯然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物資赴台。此種司馬昭之心，連美軍顧問團也看出了。
1月5日，時距蔣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餘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顧問傅涇波來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氏有計畫地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甚為詫異。因自平、津、濟南失守，及徐州會戰失利後，共軍雖已增至二百萬人以上，但國軍亦立即調整補充，兵力仍號稱三百五十萬，雖裝備奇缺，唯尚有半數可戰之兵。且西北地區和長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時期即做放棄大陸的準備，無乃太早。巴大維將軍並認為台灣系美軍從日本手中解放出來的，雖開羅會議時有歸還中國的協議，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其主權誰屬，究未有法律的根據。今蔣總統即欲據為己有，作為撤退海軍、空軍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維將軍擬請司徒大使向蔣總統提出口頭的抗議，但是司徒大使尚未決定採取任何行動，故特遣傅君先來問問我的意見。
我只好對傅君說，我對蔣先生這項計畫一無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後種種跡象證明巴大維的消息是正確的。蔣先生確已作放棄大陸的決定。他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來和共產黨唱對台戲。我如果真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違於蔣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畫，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
蔣先生既有這項決定，則我不論為和為戰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為軍國大權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虜，只有聽任他的擺布。
為便於控制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蔣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里建立電台七座，隨意指揮，參謀總長顧祝同對一兵一卒的調動完全聽命於蔣先生。2月16日，我在總統府宴請留京高級軍政人員閻錫山、于右任、居正、顧祝同等。眾人方入席，侍從人員便來報告說，溪口蔣先生有電話給顧參謀總長。顧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電話。蔣先生這電話原先打到國防部，部里人說：「代總統今日請客，參謀總長現在在總統府吃飯。」蔣先生便命令將電話接到總統府。是晚我們一席未終，顧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電話。由此可見蔣先生對各項軍政大事控制的嚴密，實與退休之前無異。但是所有我對他的要求，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和自台北提運金鈔回京等事，蔣先生卻又推託說，下野之人，不干預軍國大事，把責任推到陳誠頭上。但是我給陳誠的命令，蔣又授意陳誠置之不理。
蔣先生這種作風，當時不特黨內元老於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蔣先生數十年的心腹何應欽、張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順眼。他們一致認為要挽狂瀾於既倒，一定要蔣先生放手，讓我可以大刀闊斧地興革。他們認為要蔣放手，最好請蔣先生出國考察。但是誰都知道蔣先生的脾氣，南京方面，雖大家都有此意，卻誰也不敢向蔣先生當面提出。至於接近我的人，為避嫌疑，皆謹言慎行，尤其不敢亂作主張。當時CC系報紙以及少數不明內幕的新聞界，以訛傳訛，甚或故意造謠，說我們「桂系」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所謂「桂系」領袖如黃紹竑、白崇禧等，那時皆常住武漢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幹部如李品仙、程思遠、張任民、韋永成等，也都齊集白崇禧幕中，很少與我接觸。我在南京日常過往的，皆是蔣先生夾袋中人。甚至我身邊的衛士，正如吳忠信所說，都是蔣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謹慎。所以當時氣憤填膺而形於顏色的，不是「桂系」領袖，卻是張治中、何應欽、邵力子等人。
蔣先生幕後違法控制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陳儀被撤職逮捕一事。1949年2月底，京滬衛戍總司令湯恩伯忽親赴杭州，將陳儀拘押撤職。遺缺由湯部第七十五軍軍長周碞接替。
此事的發生殊出人意外，我身為元首，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換拘押，直等報紙刊出才知道。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孫科亦不知此事。事後，蔣先生才打電話給孫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出追認。此事表面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湯的地位不過是京滬衛戍總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換省政府主席的事來，實在太不成體統。我聞報之下，便十分憤怒，擬查明事實，嚴辦湯恩伯。
京中高級文武官員見我生氣，怕我要手令撤職查辦湯恩伯，而湯分明是遵蔣先生的意旨辦理的，這樣一來，豈不對蔣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紛紛來勸。
後來孫科、何應欽也先後來相勸說：「蔣先生的作風一向如此，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在現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之下，和蔣先生鬧翻了，事情將更不好辦。」這兩位先後身肩內閣重任的行政院院長的態度尚且如此，我為顧全大局，不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陳儀被拘禁撤職的原因，據報紙所載，是因為他有意勸湯恩伯於長江下游讓出一缺口，任由共軍渡江。其實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內幕卻是蔣經國向他父親告御狀的結果。蔣先生每次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