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戰勝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該機構於1946年9月1日改稱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其組織與人事除增加一調查處，處長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舊。
按中央所頒組織章程，北平行營直轄兩個戰區（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熱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島）。轄區內一切軍、政、黨的設施俱得聽行營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權力不可謂不大。按理應可大有作為，替國家人民服務，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後卻憂心忡忡。
在抗戰勝利前兩年我便喚醒中央注意，認為「戰爭在華南，問題在華北」。如今抗戰勝利，華北的情形最複雜，是戰後問題焦點所在，我擔任華北軍政最高長官，職責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規章，授我實權，以我數十年統兵和從政的經驗，以及鞠躬盡瘁的決心，自信可以澄清華北，輔翼中央而復興中國。
但是以我和蔣先生相處數十年的經驗所得，我深知蔣先生絕不會信任我而授我以實權。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負華北全局安危之責，而無絲毫調兵遣將、控馭下屬之權。主官無權，政出多門，則治絲愈棼，華北前途必不堪設想。但我又未便向蔣先生訴苦，因為說穿了反而啟其疑竇，於事無補。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實感無限沉重。既辭謝不得，只有盡我所能。
北平行營是一個兼管軍事、政治的機構，建制上設有秘書長一職，我漢中行營幕僚中尚無適當人選足充此任。最後我便報請西北大學教授蕭一山君擔任此職。我與蕭君在漢中才初次相識。斯時蕭君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西北大學（在漢中城固縣）法學院院長，凡有重要集會，他都被邀參加。一次在漢中軍分校畢業典禮上經人介紹相識，遂一見如故。嗣後他曾來行營和我長談竟夕，頗為投契。因此當我需要遴選一位秘書長時便想到了蕭君。且因他久負才名，與全國教育界人士極為熟悉，北平為我國文化薈萃的中心，如得蕭君為佐，實最理想。起初，蕭君對此頗為躊躇，因他與蔣先生也很熟，蔣先生且曾數度請他入中樞任職，皆因政治主張格格不入而婉謝。這位一向遁跡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為的學者，一旦與所謂「桂系」接近，豈不惹蔣先生的不快？經我一再解釋，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書籍在平，八年戰火之餘，亟待整理。抗戰結束之初，交通困難萬狀，他要立刻飛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營秘書長，則可返北平於旦夕之間。經數度考慮，他終於接受了我的邀請。以後我們便成為終身的朋友。
籌備稍有眉目，9月初遂遣梁參謀處長率職員十餘人自漢中飛平，9月20日蕭秘書長一山，王參謀長鴻韶也飛往布置北平行營成立事宜。時接收平、津的負責人為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省主席孫連仲。前已說過，孫的基本部隊早為中央割裂，他現奉命指揮高樹勛、馬法五、胡博翰三軍循平漢路北上，連仲本人則在新鄉督師。不過他由參謀長呂文貞率領的前進指揮所則早已入駐北平。中央各部會以及戴笠的特務系統也已在北平成立機構，分頭接收。
10月26日我本人率領副參謀長甘沛澤、主任秘書黃雪邨等專機飛平。北平市民聽說我將於是日到達，竟全城轟動，從機場到城內夾道歡迎的數十萬人，歡聲震天，令人感動。因華北同胞為敵偽壓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獲自由，對政府派來坐鎮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熱烈歡迎，實是出於至誠。
行營辦公地址設在中南海故宮居仁堂，屋宇華麗寬敞，非漢中所能比於萬一。不過北平行營名義上雖為華北軍政最高官署，委員長也曾電令中央在華北接收的各級機關要聽行營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實上，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虛文。各機關仍是直接聽命於他們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與行營風馬牛不相及，行營也根本管不著他們。尤其是負責在華北肅奸的特務人員，他們自稱「見官大三級」，哪裡會聽我的命令。甚至空軍人員在北平也成特權階級，亂事接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便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於是頗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學者和居民來向我泣訴，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乃召集黨政軍臨時聯席談話會，尤其對特務機關負責人馬漢三曉以大義，申斥一頓。我說：「你們對『漢奸』一詞的定義，應該依法有明確的規定，不可用來作為勒索人民的借口，須知在敵人侵入國土之時，我政府無力保國衛民而被迫撤退，我們對留下來任敵人宰割的人民已覺愧慚不堪。今敵人幸被逐出國土，我們應如何與民更始，重慶昇平？你們不此之圖，反欲渾水摸魚，借口敲詐，成何體統？」我一再告誡馬漢三說，嗣後凡非附敵有據的，概不得濫予逮捕。爾部下如有不聽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經人民告發，查明屬實，當唯爾是問。
經我痛斥之後，馬漢三之徒劣跡稍斂，平、津市民始粗可安居。
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協和醫學院內幾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盧溝橋事變後，協和醫院因受美國保護，其教授均未隨國軍西撤。迨太平洋戰事爆發，協和醫院為偽政權接收，這幾位教授無法離平，只得仍留院內。因此被特務加上「偽教授」甚或「漢奸」的罪名，逐出醫院，不許聘用。這幾位先生衣食無著，乃託人向我申訴，我一時也想不出解決方法，後來我忽然想到他們既是第一流的醫學師資，而廣西醫學院正鬧師荒，何不請他們到廣西屈就些時呢？他們聞言，都異口同聲說，如蒙李主任替我們找到工作，使妻兒免於饑寒已感激不盡，至於地點，我們就顧不得許多了。我隨即發一專電給廣西省省主席黃旭初，旋接渠複電歡迎。我乃贈他們一些路費前去廣西，才解決了這難題。至其他大中學的教授、教員處境的凄慘，就可想而知了。
二
勝利之初，北平的另一難題便是糧食與燃料問題。因為戰事剛結束，交通還未恢複，北平四郊又不平靜，避難進城的人日多，以致城內發生糧荒。時近嚴冬，煮食、取暖用的燃料也供不應求。北平本有居民二百萬，複員而來的四個國立大學員生在萬人以上，解除武裝的日軍也有數萬人，眾口嗷嗷，無以為炊。各大學負責人不時到行營來請求設法，華北日軍指揮官根本博也不時來謁，請求發給俘虜糧食。我行營雖無實權，卻是各方矚望殷切的最高機關。眼看大學生和教授們無煤無米，我不能不負責任，俘虜缺糧與我國家顏面攸關，也不能置之不問。所以在北平的起初幾個月，我行營主任便是替各方搜羅柴、米、油、鹽的總管。在各方交涉之下，總算查到敵偽倉庫尚有餘糧，遂訓令河北省省政府和北平市市政府，將這些倉庫內的米、煤先期撥出，交各機關分攤。這樣才解決了初期的糧荒和煤荒。各校員生以及日本俘虜無不額手稱慶。
此外還有少數北方耆宿也時因個人生活發生困難，來行營請求救濟的。如八十高齡的老畫家齊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時以無法買到米、煤而來看我。我無善策可想，只得在行營人員配額中酌量撥出一些米、煤奉送給他。白石先生居然認為我能「禮賢下士」而萬分欽佩，特地繪了一壽桃橫幅，親自送來，以為我夫婦壽。這幅傑作現在還懸在我客室之內。
我對當時北平其他學者、教授也不分軒輊，同樣禮遇。並成立一座談會，每兩星期聚會一次，各大學名教授都在被邀之列。會上，我分請他們對政府設施盡量批評與建議，不必隱諱。有些個性褊急的教授如費孝通等，竟乘機對政府痛加指摘，措辭尖刻嚴峻。他們不明政府內幕，誤以為我掌有實權，因此對行營的批評也毫不放鬆。我在其位，本應謀其政，個人苦衷也未便向他們解釋。同時我深知他們對政府的憤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所以我只有虛心地聽他們的批評，而毫無不悅意的表示。古語說得好，「是非自有公論」，這些名教授中自不乏觀察銳敏之人，毋待我解釋，他們也看出北方問題的癥結所在，對我處境的困難頗能曲諒。因此我在平三年，與北方教授們揖讓往還，相處甚得，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
三
當我在北平將各種瑣碎煩難的問題逐項解決之時，整個國家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