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8月15日下午，各報忽然發出號外，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國頓時鼎沸，八年抗戰至此已勝利結束，全國人民的喜悅，史無前例。漢中城鄉此時也歡聲震天，爆竹震耳欲聾。全城軍民舉行聯合大遊行，各機關、團體紛紛派代表前來行營道賀。各人心目中無不充滿勝利還鄉、前程似錦的美夢。但是我本人此時反覺落落寡歡，頗使踵門道賀的人感覺詫異。
其實此種心情一般人亦不難體會。因為像我這樣身負國家重任、前後統兵逾百萬人的高級將領，在勝利的爆竹聲中，回顧前瞻，難免百感蝟集。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抗戰八年，全國死難軍民何止數千萬，即在五戰區內，犧牲亦不下數百萬人。我們試一念及因抗戰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為國族生存而在戰場上慷慨捐軀的袍澤，他們所遺留的寡婦孤兒，如今皆嗷嗷待哺。與念及此，能不凄惻？
況且，抗戰雖告勝利，前途荊棘正多，而中央當國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橫行。眼見內政、外交危機接踵而至，我人身當其沖，又將何以自處？凡斯種種思想皆與勝利一時俱來，構成極複雜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當時心情的悒鬱，實非一時神經過敏，嗣後國事的發展，均在當時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經營數十年，卒至一敗塗地，蒙千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實罪有應得，自貽伊戚。
至於我國革命數十年，最後竟招致強鄰入侵。抗戰八年，幸獲勝利，然不數年，大陸鼎沸，政權易手。此種事勢的形成，初非國民黨一朝一夕的錯誤有以致之，實在也是積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現象。所以本章擬對八年抗戰中敵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檢討。
今先從敵人說起：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這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能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20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後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焉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華為國策，田中義一併認為征服中國為征服世界的階梯。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製造，又是毫無計畫的盲目行動。例如瀋陽「事變」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數中下級軍官搞起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後關東軍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隨少壯派軍人之後，為其越軌行為作辯護。此實非文明國家應有的現象，然日人行之，不以為怪。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佔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肢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月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的錯誤亦復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後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餘暇，佔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鋒勉強一度進至黃河北岸，然而南望風陵渡，面對洶洶巨浪，何能飛渡？其後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佔開封，企圖席捲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泛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複雜，進展甚緩。到佔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的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
日本之所以在戰爭初期不這樣做的道理，一則或許由於無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以及氣魄雄偉的戰略家，他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抵抗，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便要投降了。再則是他們本國之內可能亦有掣肘之處，軍閥未能隨心所欲。關於此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們當可提出極詳盡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來侵略，則又何必搞此無結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註定日本必敗的兩項重要因素。
至於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做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這些都是日本軍人的長處。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出發點已錯，則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況「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憑了一點武士道精神，動輒以窮兵黷武相向，終於玩火自焚，豈不是理所當然嗎？
二
我方部隊亦有若干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力拚。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亘古所未有。語云：「一個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拚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游擊戰來困擾敵人，不像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復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閭閻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促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恆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