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41年2月豫南、鄂北會戰結束之後，直至1943年秋季我離開五戰區，調升漢中行營主任止，前後約兩年多的時間，敵人均未敢再犯五戰區，使我能徹底整頓本戰區的部隊，預備反攻。
1941年12月8日，由於日機偷襲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戰事，美國和英法同時對日宣戰，歐亞兩洲戰火終於燒成一片。我軍抗戰四年，至此驟得強大盟國加入對日作戰，抗戰必勝信心於焉確立，軍心民心的振奮，實前所未有。
1942年春初，蔣委員長為應付國際新局勢與調整各戰區的部署，又召集各戰區司令長官赴陪都開會。這次會議，仍與歐戰爆發後的會議相同，各將領許久未見，大家乘機在重慶互相對國內戰局作一番檢討罷了。
會畢，我又向委員長請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親。此次返桂林，各界歡迎熱烈如前，唯老母年高體弱，已十分衰邁。我在兩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預備飛渝返防。孰知重慶派來的專機，或系因天氣關係，遲遲未到。我因自思與其在桂林閑住候機，不若再返𣕎頭承歡數日。不意剛回至村中，桂林便來電話報告，飛機已到。然此時我忽發覺老母病況突然轉劇，遂不敢離開，終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11時，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歲。子欲養而親不在，悲痛曷極。乃急電中央續假十天，在家守靈開弔，遵舊製成服，親視含殮。中央自林主席、蔣委員長以下均有唁電，地方各界均派專人前來祭奠，備極哀榮。
家母喪事之後，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單人飛機徑飛重慶。當飛機飛至湖南芷江機場，預備著陸加油時，自天空俯瞰，機場上不見一人，四周一片死靜。我下機後，始知敵偵察機三架曾來芷江機場上空偵察，許久始去。我機著陸離敵機飛去時，相去尚不足三分鐘。真是「失之交臂」！否則我們一定被打得機毀人亡了。實是僥倖之至。
回到老河口，立刻便又恢複到日常的緊張中。前章已略說過，五戰區自遷到老河口，我為加強部隊的戰鬥力，並使各種不同系統的部隊官長有機會互相觀摩和認識起見，曾向中央建議在老河口郊外一小鎮曰楊林鋪，創設「第五戰區幹部訓練班」。我自兼班主任，副主任一席則由集團軍總司令或副總司令輪流擔任，隊長、副隊長則由各軍軍長或副軍長充任。調各軍中校官以上官佐前來受訓。我們訓練的科目都是部隊中所急切需要的，不像重慶的「中央訓練團」只著重繁文縟節。白天由專才教官講授關於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晚間則舉行小組會議，由各級部隊官佐互相檢討戰地經驗，以及切身需要改善的各項問題，並提出改革方案，供長官部參考施行。至於我，白天上課講解做人之道和將兵、將將方法以及指揮作戰經驗，每晚我並親往各小組旁聽。與會學員均能盡所欲言，使我於察言觀色之中，充分了解各將校的品性，而對各軍的情形也有進一步的認識。受訓學員因我能虛心而誠懇地和他們接近，所以對我也能竭誠擁護，足使本戰區之內上下關係直如水乳交融，毫無隔閡。然我身為司令長官的，卻因此日無暇晷，黎明即起，深夜始睡，忙迫不堪。不過眼見各方進步，成績斐然，亦殊不以為苦。如此緊張生活一直繼續到1943年秋冬之交，我奉命調升漢中行營主任時，才告一段落。
二
我自從抗戰初起時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起，至1943年解職時止，凡六年之久。前後直接指揮過的部隊不下百餘萬人。這些部隊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兩集團軍約十萬人是我親手訓練的部隊，指揮起來比較方便之外，其他部隊的系統極為複雜，指揮殊屬不易。其中尤以所謂「嫡系」「中央軍」如胡宗南、湯恩伯、郭懺等部為甚。他們只聽從委員長個人的命令，甚至作戰時對直接指揮他們的戰區司令長官所發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願接受，也不向司令長官報告情況。驕蹇之情，難以盡述。其實所謂「中央軍」的作戰能力，均極薄弱，軍紀尤壞。各級軍官均自恃是「天子門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領，大家效忠於一人，不願受階級服從、層層節制的約束，所以彼此之間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矇混委員長，使最高統帥對部隊的實際情形毫無所知。這種部隊能不能作戰，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戰區中，除我直接訓練的廣西部隊和所謂「中央軍」之外，半數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當局歧視的所謂「雜牌」部隊，包括舊西北軍、奉軍、直魯軍、川軍等部，不下數十萬人。如張自忠、龐炳勛、孫連仲、劉汝明、孫桐萱等部原屬西北軍系統，為馮玉祥所一手訓練，底子並不差。不過自1930年中原大戰後，西北軍系統瓦解，部隊零星流散。雖經中央收編，然因蔣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對內對外的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借口將其番號取消。但是中央這種作風，各部隊長官皆洞若觀火，所以他們絕對不打硬仗，處處企圖保存實力，免被消滅。如此，自然無法表現其戰鬥力，同時軍紀亦易廢弛。於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滅。演變的結果，中央當局便視「雜牌」部隊為癰疽，而「雜牌」部隊亦視最高統帥為仇讎，而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死結。
我早已看出癥結的所在，認為各部隊指揮官中，不乏血性漢子，都有與敵寇一拼的決心。如用之得當，都是生龍活虎的勁旅，所以自始至終，我對「雜牌」部隊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們的困難，也了解他們的戰鬥力量。作戰時，量才器使，斷不責其所不能。平時待遇和補充，各部隊完全平等。同是保國衛民的將士，在本戰區內斷無軒輊之分。因此這些久經憂患和歧視的部隊，一旦入我指揮系統之下，都感到無限的溫暖與安全。人非木石，壞人究屬少數，投之以桃李，報之以瓊玖，所以我指揮下的「雜牌」部隊，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後我再視其作戰能力的強弱而善用之。故而這數十萬殘破不堪，訓練、裝備、紀律均無足言的雜牌部隊，在我指揮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盡所長，與最優勢的敵人在黃河以南，大江之北，糾纏數年，且迭獲勝利，自信殊非偶然。憶徐州戰後，委員長檢討戰績，曾驚訝地向我說：「你還能指揮雜牌部隊？」這一點在蔣先生看來，實在是不可思議之奇蹟，他本人是斷然做不到的。
「雜牌」部隊中，除西北軍舊部之外，尚有「川軍」鄧錫侯、王纘緒、楊森等集團軍約十餘萬人。川軍習氣較壞，官長均視物質享受為當然，不能與士卒共甘苦。各將領間，因為省內長期互戰的結果，彼此均積不相能。我身為司令長官，處處設法彌縫，並以大義相責，要他們先國難而後私仇。所以抗戰八年，川軍的犧牲相當大，抗日衛國之功殊不可沒。
此外如舊東北軍于學忠、繆澂流兩軍，及舊直魯軍徐源泉部，前章皆曾加以敘述，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俱將永垂史冊。
這些部隊中，有幾件小事，值得特別一提：第一便是1938年韓復榘被處決之後，他的衛隊旅旅長吳化文忽率部投敵。吳旅為韓部配備最佳的一旅，後受北平偽組織收編為偽軍。抗戰勝利後，吳部向中央投降，為山東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駐於兗州。後吳部為共軍所圍，苦守數月，迭向王耀武乞援，無奈王氏又實行中央借刀殺人的故技，不予援助，吳化文憤而投共。嗣後，吳化文竟為共軍的先遣部隊，進入南京。
另一事便是抗戰中期，六十九軍軍長石友三率部駐於豫東黃汛區，因久受中央歧視，並對抗戰前途悲觀，乃暗中派員與日軍聯繫。事為中央偵知，乃密令副軍長高樹勛誘友三而殺之，並升高為軍長。樹勛恐軍心動搖致為敵所乘，乃自黃汛區西撤，進駐湯恩伯防地。恩伯竟秘密設一陷阱，擬將高部包圍繳械。孰知高樹勛十分機警，倉皇逃至五戰區。然中央仍蓄意消滅他，故意扣發軍餉，樹勛極為憤懣。抗戰勝利後，中央調高軍沿平漢路北上，歸孫連仲指揮，與共軍作戰。高部乃不戰投共，我方也就永遠無法打通平漢路了。
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三十一、六十八兩個軍），在抗戰末期也發生了一點小麻煩。孫部原駐防豫西南陽。1943年夏，中央忽令孫氏率領三十一軍移防第六戰區，在長江南岸駐防。然而孫部將士都是北方人，其主食品是麵食，對江南的氣候亦不甚能適應。且鄂西多山，原駐軍足夠禦敵，三十一軍殊無增防該區的必要。再者，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是「雜牌」部隊久仰大名的、主張消滅雜牌軍的人。故此令一出，第二集團軍上下嘩然。他們都知道中央此舉不是為戰局著想，而是別有用心。
連仲是個老實人，奉命之後，心雖不願，還是預備率部前去。可是三十一軍將士都不願移動，紛紛來我處請願。我當然深知中央用心，更未便代為申請收回成命，只好勸孫部將士服從命令。好在勝利在望，不久大家皆可解甲還鄉。三十一軍不得已，只有遵命開往鄂西。
但是中央對孫部仍未盡放心。抗戰勝利後，中央發表孫連仲為河北省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但卻要連仲將所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