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漢撤退後，我方主力部隊都退往西南山區，抗戰乃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不過，敵人因深入我內地，戰區擴大，補給線延長，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勢。故無力對我作全面進攻，只有對各戰區不時作間歇性的戰鬥，但每次作戰時期亦不能超過一月以上，真所謂勢窮力竭、捉襟見肘了。
1938年11月間，我偕五戰區長官部退至棗陽時，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該處，與我會商防務。李部所轄的第八十四軍在應城一帶突破敵人包圍圈，到達隨縣。劉汝明的六十八軍也自左翼退下，同時到達。我便命令兩軍在隨縣布防，以待敵軍來襲。我長官部則暫設於樊城。因按軍令部於武漢失守後的新規劃，本戰區現轄防地，計包括自沙市至巴東一段長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陽、方城、南陽、鎮平、內鄉數縣。東向則敵後的大別山和皖北、皖西、鄂東各縣也在本戰區防地之內。故樊城實為指揮本戰區內戰事的最適中地點。
長官部到樊城後，我遂將在武漢保衛戰中打殘了的部隊約十餘萬，加以整頓，重行部署，準備向武漢反攻。這一時期，我五戰區的戰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便隨時向武漢外圍出擊，同時與平漢路東大別山區內的廖磊集團軍相呼應，威脅平漢路的交通，使敵人疲於奔命，發揮機動戰與游擊戰的最高效能。
敵人固亦深知我方戰略的重心所在，故視我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為眼中釘。無奈武漢四周我軍的游擊隊實力強大，日軍四面受敵，暫時無足夠兵力來掃蕩我五戰區，我們因而有充分時間來重行部署。而1938年歲暮，我們在樊城也能從容過年，未受敵軍騷擾。
孰知正當敵人陷入泥淖、攻勢日弱之時，我方陣營的悲觀論者卻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戰，開始做投降的活動。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突然秘密離渝飛滇，前往越南的河內，並發表反對抗戰、誣衊抗戰將士的文告。
汪兆銘的叛國雖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對抗戰，我實早已親自領教過。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專誠去拜望汪先生，見汪氏態度很是消極。他一再問我：「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說時搖頭嘆息。
我說：「汪先生，不打又怎麼辦呢？不是我們自動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們抗戰呀！我們不打，難道等著亡國嗎？」汪氏遂未多言。也許他已認定我是好戰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時汪派反抗戰人士已組織一個「低調俱樂部」，當前方抗戰最緊張、後方民氣最沸騰時，這批悲觀分子卻打著「低調」旗號，在後方泄氣，實是可恨。直至武漢失守，全國精華地區全部淪陷，他們悲觀到了絕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顧一切，掉頭投敵，當起漢奸來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便是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例如汪氏投敵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都是抗戰陣營中的柱石，然終汪之世，未嘗作片紙隻字向張、黃等招降。足見大義所在，縱是賣國賊也頗覺不為已甚，而自我抑制。
汪氏投敵後，五戰區中袍澤雖亦紛紛議論，然究以敵愾同讎之心甚切，士氣未受絲毫影響。
1939年初，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師，自平漢路東大別山區潛至路西。原來在武漢保衛戰初期，在安徽太湖、潛山一帶作戰的，為徐部和川軍楊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團軍以及川軍王纘緒部的第二十九集團軍。武漢吃緊時，楊、王兩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則奉命入大別山，協同廖磊部在該山區作游擊戰。
前在《完成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為張宗昌的舊部，後經何成濬的居間，在天津一帶向革命軍投降的。嗣後何氏即引徐部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自大別山潛來路西，實犯軍法，無奈何成濬在中央為其緩頰，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勝關失守，亦由於第一軍軍長鬍宗南不聽調遣所致。我抵樊城後，便呈報中央，要求嚴懲胡宗南。孰知此電報竟如石沉大海，永無反響。於是，武勝關一帶失守的責任問題，亦不了了之。
於此均可見中央政府的治軍、治政，全以人為依歸。凡中央「嫡系」部隊，或與中央可以發生「通天」關係的，因不聽將令、不受指揮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實在不成個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來，對敵抗戰的效能也就大大地減低了。
二
1939年4月，敵人經縝密計畫與充分補給之後，乃思掃蕩我五戰區的主力，以鞏固其武漢外圍。4月下旬，敵方乃集結其中國派遣軍的精銳：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師團和第四騎兵旅，約十餘萬人，挾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輛，循襄花（襄陽至花園）及京鍾（京山至鍾祥）兩公路西犯。其初步戰略，想掃蕩我大洪山、桐柏山兩據點內的部隊，以佔領隨縣、棗陽。其第二步目標，似在佔領我襄陽、樊城與南陽。敵方如能完成此兩項戰果，則武漢可以安如磐石，而我軍對平漢路的威脅，也可解除了。為針對敵方此項戰略部署，我亦決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兩據點，以與敵長期周旋。
我判斷敵軍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進，作中央突破，直搗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的八十四軍和六十八軍守正面隨、棗一線；以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擔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鍾公路和襄河兩岸的防務；而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和孫震的第二十二集團軍守桐柏山北麓南陽、唐河至桐柏一線；長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務，則由江防司令郭懺所部兩個軍擔任。
部署既定，樊城長官部內的情報科收到我方諜報人員何益之自上海拍來密電，詳述敵軍此次掃蕩五戰區的戰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運）原為日方的譯員，嗣經我親自接洽而擔任我方在敵後的情報員。抗戰爆發後，何君即以為敵工作作掩護，並以其個人多年來培植的友誼，與反對侵華的日本少壯軍人領袖和知鷹二等相結納，由和知君等供給最重要的軍事機密。何君並在日籍友人私寓內設一秘密電台，與我五戰區的情報科通訊。其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所以關於敵軍進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圍攻武漢的戰略及兵力分布，我方無不瞭若指掌。其後應驗也若合符契。每當我五戰區將此項情報轉呈中央時，中央情報人員尚一無所知。所以軍令部曾迭次來電嘉獎五戰區情報科，殊不知此種情報實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將軍處獲得而供給的。嗣後和知君因反對侵華而調職，乃另介一人與益之合作，繼續供給情報。直至太平洋戰事發生，日軍進入租界，何君因間諜嫌疑，為日方搜捕而逃離上海，我方情報始斷。此地我須特別提出一敘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險，為我方搜集情報，全系出乎愛國的熱忱。渠始終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義，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濟。如何君這樣愛國志士，甘做無名英雄，其對抗戰之功，實不可沒。
我既獲何君的情報，乃一面轉報中央，一面在敵軍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預備來一個誘敵深入的殲滅戰。
當隨、棗吃緊時，中央軍令部曾調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的五個師前來增援。湯部自徐州撤退後，即調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調，自沙市渡江來五戰區。湯軍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輪赴渝，向委員長有所請示。所部陸續於4月中到達襄、樊一帶，聽候調遣。我便命令湯部五個師迅速開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為倚托，在側面監視敵人。待我軍正面將敵人主力吸入隨棗地區後，湯軍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桐柏山衝出，一舉截斷襄花公路，會同正面我軍，將敵人包圍而殲滅之。
我判斷敵人此來，是以騎兵與機械化部隊為主，意在速戰速決。且因不知我方在側面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進，而墜入我袋形部署之內，自招覆滅無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線敵我已有接觸，湯恩伯適自重慶返抵前方，到樊城來看我。我便將我所得的情報及計畫殲滅敵人的部署，說給他聽。未待我解釋完畢，恩伯便大發脾氣，說：「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亂拿我的部隊來犧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你以桐柏山為後方，有什麼危險？……」不待我說完，恩伯便牛性大發，竟不聽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戰爭中，當前線危急之時，部將不聽主官約束而擅自行動，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戰期中，所謂「嫡系」的「中央軍」如胡宗南、湯恩伯等，皆習以為常。當時作戰區司令長官的困難，也就可以想見了。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敵與我軍開始接觸，隨棗會戰之幕遂啟。襄花公路沿線俱系平原，敵人因而可以盡量發揮其機械化部隊的威力。敵坦克在陣地上橫衝直撞。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