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長官部一行，脫離了敵人包圍圈，隨行的中央機關人員和新聞記者無不喜氣洋洋，向我申謝保護之勞，隨即分頭趕路，向武漢而去。長官部則經阜陽、三河尖，入河南的固始，至潢川暫駐。潢川遂暫時成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自徐州先行撤退的「第五戰區徐州青年干訓團」也暫在潢川駐屯，繼續訓練。這便是抗戰初期有名的「潢川青年幹部訓練團」。
關於該團的歷史，此地且略為補敘一下。原來在抗戰開始之後，平、津、京、滬學校泰半停辦。青年人請纓心切，紛紛投入軍旅報效。我於1937年11月抵徐時，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學男女學生、教授、教員不下數千人。無不熱情興奮，希望有殺敵報國的機會。為收容這批知識青年，我便命令長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戰區徐州抗戰青年幹部訓練團」，共有學員四五千人。但是當時中央沒有這筆經費，我便商請廣西綏靖公署匯款前來維持。經過短期訓練後，畢業學員都分發至地方行政機構或各部隊擔任組訓民眾和宣傳等政治工作，以提高軍民抗敵情緒，成效頗著。徐州撤退時，在該團受訓學員尚有兩三千人，遂遷至潢川繼續訓練。各地青年來歸的，仍絡繹於途，朝氣蓬勃，俱有志為抗戰效死力。無奈為時不久，委員長忽有命令將該團停辦。而陳誠所主持的「戰干團」，那時卻正開班招生，何以獨獨將潢川訓練團停辦，殊令人不解。然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辦理。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訓練機構，便無端夭折了。這批青年學生後來投效延安方面的為數甚多。
當長官部停留潢川期間，我原先撤往蘇北的孫連仲、馮治安、張自忠、孫震、于學忠、李仙洲、龐炳勛等部，均已陸續越過津浦路，通過安徽，至豫東布防。敵軍既陷徐州，即乘勢大舉西侵，因此也無暇顧及我撤往蘇北的部隊。因敵人的戰略計畫在於速戰速決，企圖西向席捲皖、豫產糧地區，同時掌握津浦、平漢兩交通線，進而掃蕩西南，逼我國作城下之盟。因此，敵人於6月5日陷開封后，便繼續前進。6月9日因黃河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彈藥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畫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於是，敵軍改變進攻方向，將其主力南調，配合海軍，溯長江西進。6月下旬占我安慶，再陷潛山、太湖。敵人利用強大海軍，旋又突破我馬當要塞。再攻佔我湖口、九江兩據點後，乃兵分兩路，一循南潯鐵路攻馬回嶺；一在北岸小池口登陸，與太湖西進宿松之敵會合，陷黃梅，進攻廣濟。但鄂東地勢南濱長江，北連大別山，無數河道由北向南，匯入長江。兼以其間遍地皆為稻田，地形又起伏縱橫，形成天然的障礙防線，易守難攻。又兼廖磊的二十一集團軍以大別山為根據地，時向皖西和鄂東猛烈出擊，截斷敵軍交通線，威脅敵軍後方，逼使敵人屢進屢退，一籌莫展。敵我雙方遂成膠著的狀態。敵軍為排除其戰術上的困難，以達成其迅速佔領武漢的目的，乃改變戰略，另出奇兵兩路，由大別山的北麓平原西進。一路自正陽關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羅山、信陽攻擊，企圖於截斷平漢鐵路後，再南下攻擊武勝關及平靖關；另一路則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後直搗商城，再南向威脅麻城，與鄂東之敵相呼應，對武漢構成大包圍的態勢。在敵軍發動新攻勢前，我已向中央建議：自大別山北麓乘敵人防務空虛之時主動出擊，威脅南路敵人的後方。無奈中央置若罔聞，致有後來之失，下章當再詳敘。
二
正當敵軍溯長江西上陷落安慶之時，我右頰上於討龍濟光戰役所受的槍傷突然發作。這一創傷自1916年以來，並未完全治癒。時有輕性發炎，旋又消腫，並無大礙。而此次發作則為最厲害的一次，右臉紅腫，右目失明。不得已乃請假赴武漢就醫，並將指揮職責交請白崇禧暫代。我由友人介紹，住於武昌有名的東湖療養院內。此醫院的資產，大半為張學良所捐贈，規模宏大，設備新穎。院長兼外科主任為一美國人，醫道甚好。我即由他施手術，自口腔上齶內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腫痛遂霍然而愈。
東湖為武昌風景區之一。我出去散步時，常在路上碰到周恩來和郭沫若，大家握手寒暄而已，聽說他們的住宅就在附近。此療養院環境清靜，風景宜人。時值夏季，湖中荷花盛開，清香撲鼻。武漢三鎮，熱氣蒸人，東湖療養院實為唯一避暑勝地。因此李濟深、黃紹竑、方振武也來院居住。這三人都和我有莫逆的友誼，現在朝夕聚首，或談論國事，或下圍棋，或雇扁舟遨遊於荷花之中，戲水釣魚，真有世外桃源之樂。而親朋故舊前來慰問的更不絕於途，以致引起中統和軍統特務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來暗中監視。某次，陳誠來院訪問，見我等數人正圍坐聊天，彼半開玩笑地說：「諸公是否開秘密會議，可得與聞否？」大家相顧愕然，苦笑了之。由此可見中央當局庸人自擾的一斑。
我在東湖住了二十多天，鄂東、豫東戰事已至最緊張階段。第五戰區長官部早已自潢川遷往蘄水，此時再由蘄水遷至宋埠。宋埠為黃陂縣屬一小鎮，長官部即設於鎮外一小廟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員長曾親來視察，為表示與前線將士共甘苦，並在小廟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將床鋪讓出，自己在廟中正廳辦公桌上放一門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蔣先生睡在我的床上，雖有蚊帳，但也為蚊蟲所擾，不能入睡，時時呼喚侍從人員入室將帳里的蚊子趕掉。可是越趕越多，整整一夜我們二人都未好好睡覺。
武漢外圍保衛戰發展至10月初旬，北線敵軍已迫近信陽，另一部敵軍已佔領麻城，威脅宋埠。江北敵軍正進逼黃陂，江南敵軍也已迫近湘鄂邊境。我五戰區長官部乃自宋埠北遷至黃安屬的夏店。
10月12日信陽失守。我原先已電令胡宗南自信陽南撤，據守桐柏山平靖關，以掩護鄂東大軍向西撤退。然胡氏不聽命令，竟將其全軍七個師向西移動，退保南陽，以致平漢路正面門戶洞開。胡宗南部為蔣先生的嫡系部隊，在此戰局緊要關頭，竟敢不遵命令，實在不成體統。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戰後，自江北撤往蚌埠。蔣先生曾親自告我說，將來撥胡宗南部歸五戰區指揮。但是這批「嫡系」中央軍至蚌埠後，也不向我報告。同時他們彼此之間為爭取潰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動武，鬧得烏煙瘴氣。徐州失守後，長官部駐紮鄂東，軍令部更有明令撥胡宗南部隸屬於我，但胡氏從不向我報告敵我兩方情況。信陽危急時，竟又擅自撤往南陽。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將官所為，必被重懲無疑。但是此次我據情報告軍委會，要求嚴辦胡宗南，軍委會竟不了了之。
平漢路正面既讓開，武勝關瞬亦棄守。戰局至此，我預料平漢路以東的正規戰已告結束。中央旋即明令，除大別山據點保留為游擊基地外，所有五戰區部隊應悉數向鄂北撤退。為商討據守大別山問題，我乃在夏店召集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和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開緊急軍事會議。我告訴廖、李二人說：「中央有令要保留大別山為游擊基地，你們二位中誰願意留在敵後打游擊呢？」李品仙默不作聲，似乎不大願意。我本人也覺得廖磊為人篤實持重，比較適宜於這項艱苦工作。我便問廖磊說：「燕農，你有沒有興趣留在大別山內打游擊呢？」
廖磊說：「好得很呀！我願意在大別山打游擊！」
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團軍在大別山內打游擊。最初在我們想像中，在敵後打游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別山根據地後來竟變成敵後的世外桃源，比大後方還要安定繁榮。不久，中央又任命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當我任皖主席時，早已羅致了抗戰前所謂「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財政廳廳長，整頓稅務，頗見成效。廖磊在大別山苦心孤詣經營的結果，竟形成令人羨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臟病，一度且曾患輕微的腦溢血，醫生囑咐須安心靜養。但是值此抗戰最緊張的階段，軍書旁午，戎馬倥傯，一位責任心極強、勇於任事、能征善戰的將官，哪有機會靜養呢？廖君終於積勞成疾，舊病複發，於1939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時，大別山根據地內的軍政設施已粗具規模。我乃呈請中央調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繼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併兼安徽省省主席，駐節立煌。至於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遺缺，則呈請調黃琪翔充任。
10月中旬，我長官部復自夏店西撤至平漢線上花園站以西約十里的陳村。當我尚在夏店時，平漢路正面之胡宗南已不知去向，乃檄調西進至應城附近的覃連芳八十四軍和劉汝明六十八軍趕赴武勝關、平靖關一帶擇要固守。不料我甫抵陳村，長官部的無線電台與劉汝明已失去聯絡。八十四軍也被敵壓迫，退守應城。該軍與劉部雖相去不遠，然亦不知其確切所在地。我繞室彷徨，焦灼萬狀，輾轉反側，至午夜猶不能入睡。忽然心血來潮，驚覺戰況不好，在陳村可能有危險，遂披衣而起，將隨從叫醒，命通知長官部同人速即整裝，向西移動。這時徐參謀長祖詒等都在夢中，忽被叫醒，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