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七盧溝橋事變」，實為日本帝國主義有計畫的挑釁行為所發動，消息一出，全國民氣沸騰，一致主張全面抗戰，不再讓步。此時蔣委員長正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邀請著名教授和社會名流聚論國是。與會人士也多數認為只有發動抗戰，才可挽救國家的滅亡，於是中日全面大戰遂成定局。
盧溝橋事變後約四五日，蔣先生即自廬山拍電來桂林，聲言中央已決心抗戰，約白崇禧和我速赴廬山，共商大計。我們接電後，不假深思，便復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崇禧當即遵命首途，聽候驅遣，我本人則暫留桂林，籌劃全省動員事宜，一俟稍有頭緒，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驅馳。
當我們同中央電報往返之時，四川省省主席劉湘、雲南省省主席龍雲均有所聞，兩人乃相繼來電勸阻。大意說，傳聞中央預備對日抗戰，不過是否出於誠意，尚在未知之數，兄等殊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則國家將因此愈益多事，務盼兄等深思熟慮云云。
劉、龍二人當時對國是意見頗尊重我們的主張，故對我們北上特別關切。他們認為蔣先生的為人，最尚權詐，萬一借抗日之名，將我李、白二人騙往中央，加以羈縻，則廣西省政必為蔣系所控制。唇亡則齒寒，川、滇兩省也將岌岌可危了。所以他們來電勸阻。
我得電後，當即複電勸慰劉、龍二主席。大意是說，我們的判斷與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現正著著逼我，不只是蠶食而已，而是實行其一舉征服中國的政策。相信中樞已無忍讓的餘地。今日的局勢只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中央和蔣先生縱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許，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無心抗戰，而欲採取投降一途，則不特全國軍民不能同意，恐怕蔣先生的嫡系部隊也將自動實行抗戰，此其二。根據以上兩點判斷，我認為中央和蔣先生除抗戰外，實無他路可走。今蔣先生既有發動抗戰的決心，廣西自當響應號召，實行全省動員，參加抗日。希望劉、龍二公也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動員全省人力物力，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切勿遲疑不決，致貽蔣先生以吾人不願共赴國難的口實，而向侵略者低頭。
電報發後，白崇禧便乘廣西省府所購的法國制六座小飛機，直飛南京。我本人則暫留桂林，主持動員計畫。
廣西平時僅有常備軍十四個團，其中兩團還被用作兵工，在賀縣開採錫礦。幸而我們平時寓兵於農的政策十分成功，廣西於1933年起實行徵兵，新兵訓練一年後退伍。所以「七七事變」前，我們已有四屆經訓練的士兵退伍在鄉，各級幹部也儲備齊全。現在抗戰爆發，我們擬立刻編成四十個團，開赴前線。一經號召，各縣農民蜂擁前往縣政府報到入伍，終因報到人數太多，政府還須以抽籤方式決定取捨。不滿一月，便編成四個軍，共四十個團，嗣後改編為三個集團軍。開中國近代史上，軍事動員前所未有的先例。戰鬥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李品仙
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夏 威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廖磊
各軍指定集中地點為桂林、衡陽、岳州、武昌，以便聽候中央統帥部調遣。各軍成立時，重武器雖不多，然輕重機槍和步槍均系自己新制或購自歐洲。士兵一律戴捷克制鋼盔，士氣旺，紀律佳，軍容亦盛。
各軍編成後，廖磊、李品仙兩集團軍即依次北上入湘，開赴前線。我在離桂前，特地電白崇禧，決定將廣西數年來慘淡經營而頗具規模的兵工廠，悉數移交中央統籌辦理，並請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實當時各廠原有的管理及技術人員均已駕輕就熟，中央接收時，僅須將管理系統改由中央直轄便可，本無須作人事上的更動。孰知中央竟將內部行政人員一律撤換，殊屬不近情理。我們為促成全國團結，一致抗日起見，力誡部屬不得吐露微詞。
10月10日晨，我參加桂林各界慶祝雙十國慶節後，乃專機北飛，參加抗戰。專機起飛時，我察看手錶，正指著10時10分，可謂巧合。
二
自桂林動身之前，我原定直飛南京，不意在長沙遇到大雨，飛機著陸後無法起飛。天氣短期內也無轉晴跡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車到武昌。本擬即時換乘客輪下駛，但是一時無定期班輪開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黃紹竑、建設廳廳長伍廷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問伍廳長有無辦法。最後，伍廳長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舊小火輪。當天中午，我便率隨員數人，搭該輪下駛。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風大作，長江之上，白浪滔天，這艘輪船既舊又小，風摧浪卷，危險不堪。尤其因西北風從船尾吹來，時常將船頭壓向浪中。船尾螺旋槳脫離水面，舵手便無法操縱，只得隨風逐浪漂流，船員和同行官兵都面呈憂懼之色。然此時輪船已不易靠岸，只有冒險前進。一路歷經險惡，翌日船過蕪湖，風浪稍減，人心始定。據船上領江的告訴我說，他在長江上下游操舟數十年，尚未遭遇過這種危險。
船抵南京下關，已是10月12日晚間，我便暫時在中山陵園一座洋房內和白崇禧同住。這座洋房據說是張學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訪蔣委員長。此時敵我雙方已在上海戰場血戰兩閱月，國軍死傷甚巨，南京也時受敵機空襲，市面蕭條。但是委員長精神飽滿，且不時作豪語，一再向我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時我心中殊不以此言為然，為最高統帥的，斷不可意氣用事。我想，我們如果能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敵人也不敢來侵略我們了。但是值此鏖戰正烈、民氣沸騰之時，最高統帥有此豪情，我們也不便澆他冷水。一日，我見有機可乘，便對他陳述意見，略謂：淞滬不設防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應適可而止。我並建議將廖磊第二十一集團軍和其他增援前線的部隊調至蘇嘉路國防線上的既設陣地，憑險據守，然後將滬上久戰之師抽調回南京整補，再相機向國防線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敵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時，我軍便自動放棄南京，將大軍向長江兩岸撤退，誘敵深入，節節抵抗，實行長期的消耗戰。
無奈蔣先生個性倔強，不聽我的建議。那時的作戰計畫，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他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並告訴我說，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趕赴上海參戰，要我去電催促他一下。這既是最高統帥的命令，我的建議未蒙採納，自然只有絕對服從。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眾趕到上海，奉命參加大場的決戰。
三
淞滬會戰，歷時三月，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敵方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官為松井石根大將，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和海軍陸戰隊，總共不下三十萬人；有大炮三百餘門，戰車二百輛，飛機二百架，兵艦數十艘。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
我方投入這一河道港灣交錯、地形複雜的三角地帶的部隊，也是國軍的精華。初期作戰（自8月13日至9月17日）司令官為馮玉祥，嗣後由委員長自兼。全軍分三路，戰鬥序列，略如下：
以上我軍參戰的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總數在七十萬左右。淞滬戰場離蘇嘉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戰場上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海陸空三軍的火力可以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能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
滬戰進行中，除前敵指揮官外，副總參謀長白崇禧也經常親冒炮火，在前線督戰。委員長以及我們高級將領也不時親赴前線鼓勵士氣。某夜，委員長和我們若干高級將領專車抵蘇州，適敵機數十架前來空襲，一時照明彈滿天照耀如同白晝。我們均在車站月台附近暫避，幸而敵機狂炸蘇州城內，未炸車站，故我們一行未有死傷。
此時前線我軍雖抱必死的決心，然血肉之軀究不敵炮火的摧殘。10月中旬，我軍已不能支持，自上海華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場一帶。幸廖磊及時趕到，協力扼守大場，陣地賴以暫時穩定，但敵人傾全力來撲，我軍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團軍原有旅長六人，數日之內，三死兩傷，戰鬥的激烈，可以想見，大場遂為敵所陷。
淞滬會戰至此，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前線指揮官都知道委座脾氣，誰也不敢以真情實況報告，偶承以電話垂詢，多誑報士氣旺盛，倘直陳實際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線視察，深知敵我戰鬥力的懸殊，乃於11月初建議委員長下令後撤，蔣先生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