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以後，全國都在抗日氣氛籠罩之中，人心悲憤。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以前內戰中的重要領袖們，現在多少都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概念，認為內戰實在不應再繼續了。孰知就在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兩件可笑的小政變。一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軍諸將領所導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則為1936年夏，陳濟棠在廣州所號召的「反蔣抗日運動」。兩件都富有高度的戲劇性。
先是，「一·二八」淞滬之役，十九路軍一舉成名。蔣光鼐、蔡廷鍇一干人物頓時變成民族英雄，為全國人士所一致欽仰。但是中央此時卻抱退讓的態度。淞滬戰時，蔣先生曾令張治中率第五軍俞濟時等部參加作戰，表面上是協同抗日，事實上則用來監視十九路軍，防其擴大戰爭範圍。這事使蔣、蔡等將領極感氣憤。
淞滬戰後，中央為防止十九路軍再度抗日滋事，有礙和局，乃將蔣、蔡等部隊調防福建，並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省主席。其實，中央如真為防止十九路軍鬧事，則大可將蔣、蔡等調往河南、安徽等無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豈不更為保險？蔣先生不此之圖，而調之入閩，實系一陰謀。
因十九路軍原為北伐時第四軍的一部，將領官兵多為粵人。其指揮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更自視為廣東的主人翁。十九路軍於1930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奉調自粵北上，使時為廣東省省主席的陳銘樞頓失羽翼。不久，陳銘樞便為陳濟棠排擠而去，其心中對陳濟棠和蔣先生的怨恨，無時或釋。一有機緣，渠等便想在廣東捲土重來。蔣先生把握濟棠、銘樞之間的矛盾，故意將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使其垂涎廣東，互相火併，以達一石擊二鳥的目的。十九路軍到了福建，廣東方面的陳濟棠以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頓時感到極度的不安，而蔣先生則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統治的手法。
不過此時陳濟棠雖感恐慌，十九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廷鍇各人，對蔣先生這一手法卻洞若觀火，不願輕易上當。故陳銘樞設法和陳濟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兩廣合作，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號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蔣相對抗。但這一計畫卻不能為陳濟棠所接受。因陳濟棠盤踞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州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蔣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濟棠先已失其在廣東唯我獨尊的局面，所以陳銘樞、蔣光鼐等人雖舌敝唇焦，陳濟棠仍不為所動。
陳銘樞、蔣光鼐等無可如何，乃積極向我們遊說，希望廣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陳濟棠同意開府廣州，使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負起抗日的責任。而白崇禧和我則期期以為不可，因此項措置將愈陷國家於分裂。當前問題的中心是中央對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讓，等到忍無可忍，則必然被迫抗戰。一旦抗日戰事爆發，則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對外，若再開府西南，實非國家之福。
孰知陳銘樞、蔣光鼐等，昧於大勢，不聽我言，決定單獨行動，樹立中樞於閩垣，用資號召，並仍向我們遊說，希望福建舉起抗日大旗之後，兩廣即通電附和，以壯聲勢。我和陳濟棠竭力勸阻，也難遏止他們的行動。此外他們更竭力和「急進派」民主人士徐謙、譚平山、陳友仁、章伯鈞、沈鈞儒、黃琪翔等，合作包圍李濟深。濟深斯時剛自南京湯山恢複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靜思動，而內心對蔣氏又極端怨懟。當他被陳銘樞等包圍時，我曾向他獻議，略謂：在目前情勢之下，只以十九路軍為後盾來組織中樞，號召抗日，似嫌勢孤力單，反予蔣氏以借口。請告誡陳銘樞等慎重考慮，不要輕舉妄動，自貽伊戚。李濟深也頗以為然，主張慎重，不可孟浪從事。我乃自香港轉廣州回南寧。無奈陳、蔣、蔡和第三黨領袖們對開府閩侯一事，仍積極籌劃，勢在必行，即使兩廣反對，他們也要硬幹到底。1933年秋，陳、蔣、蔡等和第三黨分子、「急進派」民主人士接觸頻繁，並陸續齊集福州，另外更與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諒解，因而他們在福州組織「人民政府」的空氣已甚囂塵上。個中情節，蔣已深悉，然渠卻故作不知，只是暗中從事軍事準備。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鑼緊鼓準備成立政府。陳、蔣、黃、章、沈等人，要求李濟深立刻前往主持。濟深以為不可，然陳銘樞卻誑他說，福州方面各級軍官已準備發動，陳等無法控制，希望李濟深親往解說。李為忠厚長者，信以為真，且經不起左右親信張文、李民欣等的慫恿，遂決定往福州一行。
當香港方面包圍李濟深已至成熟之時，我在南寧和白崇禧恐他們會弄假成真。但我們也深知，只要李濟深不參加，陳銘樞輩就無法另組政府。為消弭這場無謂的紛爭，我和白崇禧乃決定採用「調虎離山」的辦法，把李濟深從他們的包圍中接出來。於是，我們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機，由白崇禧親飛香港，接李濟深來南寧小住。誰知在白氏飛抵香港之前數小時，李濟深已被騙往福州。
我在南寧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無可為了。我判斷李濟深一到福州，他們必然擁李為首，組織政府，與持不抵抗主義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區區十九路軍肩此重任，必然失敗無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濟深一到福建，第三黨人士即召集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人民政府」，推選李濟深為主席。同時宣言打倒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消息傳出，全國大嘩。因一般國民和國民黨黨員雖不滿意於蔣先生，但對國民黨和青天白日旗仍有無限的依戀。
胡漢民聞報，即首先通電痛斥閩方，措辭極為嚴峻。陳濟棠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繼之。我原擬不作任何表示，因斷定閩方必敗，實無須多此一舉。但因外界盛傳閩桂合作，胡漢民、陳濟棠等乃勸我也發表通電，以表明心跡。我和白崇禧遂聯名通電，勸閩方人士「幡然改圖，共赴國難」！
12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和江西共產黨有諒解，以為共產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閩方總司令為蔡廷鍇，蔡氏負抗日英名，號稱能戰，原擬背城借一，與寧方一戰。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寧方間諜。其參謀長鄧世增雖極忠誠，但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參謀處長范漢傑家中則裝有秘密電台，以故閩方的軍事動態，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順，軍心渙散，軍長毛維壽等都暗中向南京輸誠，蔡軍因此不戰自潰。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為寧方所攻克。福州軍政大員紛逃香港。十九路軍殘部退入廣東，為陳濟棠所收編，旋即繳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軍到此竟全軍解體，良堪惋惜。追溯閩變自1933年10月中旬發動以來，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軍繳械止，前後尚不足三個月，其經過情形亦殊堪浩嘆。
二
繼「閩變」後的另一政變，便是陳濟棠在1936年夏季所導演的「六一運動」了。
在「閩變」期間，陳濟棠曾力斥閩方的行動為幼稚。何以在「閩變」失敗之後，又來導演這幕悲劇呢？其內幕也甚為錯綜複雜，政治的鬥爭之外，還摻雜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說來難以令人置信。
原來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成立後，胡漢民先生儼然是西南的物望。關於西南方面的黨務和政事的處理，我們都以胡氏馬首是瞻。因胡先生為黨國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領袖，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當時握廣東實權的陳濟棠卻另有懷抱。在他看來，假使胡漢民掌握了西南的黨政實權，則他獨霸廣東地盤的迷夢，必被打破無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為號召而有所作為時，濟棠皆若即若離，不甚熱心。1936年5月，胡漢民忽患腦溢血逝世。原在廣東有號召力的領袖，如李濟深、陳銘樞等又以「閩變」之故，無法抬頭，濟棠在廣東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動，陳濟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決策人。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隨之增長。
另一個促使濟棠發動政變的重要原因，便是濟棠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原來在胡漢民逝世後，濟棠為刺探中央對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陳維周入南京晉謁蔣委員長。蔣先生為羈縻陳氏，曾設宴歡迎，優禮有加，並與維周詳談。據說，維周在南京時，探悉了中央徹底解決西南的三大原則：
第一，徹底解決廣西的李、白，由中央協助廣東出兵。
第二，驅逐蕭佛成等反蔣的元老離粵。
第三，廣東仍維持原來局面。
這一決策可能是蔣先生親自告訴陳維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粵桂之間的摩擦。維周回粵後，即將詳情密告乃弟。濟棠得訊大恐，他深知兩廣團結的重要和蔣先生分化離間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嘗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覆思維，為之惴惴不安，深覺今後兩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