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是在5月下旬在廣州召開的。凡屬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委而不願與南京合作的，都紛紛到廣州參加。同時由非常會議議決成立國民政府。推選唐紹儀、汪兆銘、蕭佛成、林森、古應芬、孫科、李宗仁、蔣尊簋、陳濟棠、鄒魯、許崇智、鄧澤如、唐生智、李烈鈞、陳友仁等為委員，汪兆銘為國府主席。通電要求蔣先生下野。
5月28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我也於是日自廣西應約前來參加。粵、桂兩軍二月前尚在西江對壘，今又釋嫌修好，共議北伐大計了。我到廣州時，中樞要人齊集天字碼頭歡迎，握手相見甚歡，前次血戰，似已遺忘乾淨。
新的國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務便是整軍，擬北上討蔣。粵、桂兩軍改編為第一、四兩集團軍。我受任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秣馬厲兵，準備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調兵遣將，預備在湘贛一帶堵截我軍。
1931年夏季，雙方電戰不絕，繼之以動武。唐生智在湘收編的部隊，已和寧方軍隊發生接觸。忽然日軍侵佔瀋陽的警報自天而降，將內戰風雲立時吹散。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蒙不抵抗便將東北拱手讓敵的罪名，全國人心大憤（據說張氏原擬回師與日軍作戰，為蔣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紛電寧、粵兩方息爭對外。蔡元培、張繼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漢民、李濟深在寧先後恢複自由，和平空氣頓形濃厚。廣東非常會議乃推出汪兆銘、孫科、鄧澤如、古應芬、李文范等赴滬，會商寧粵息爭問題。廣東中央提出，如蔣中正息兵下野，粵方當自動撤消政府，雙方合作，一致對外。
12月15日蔣氏終於被迫通電下野。廣東方面遂撤銷國民政府，另成立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暫時黨政最高機構。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
蔣氏下野前，特手令將在滬被捕的鄧演達槍斃以泄憤。於此也可見蔣氏殘忍的本性。蔣氏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泄其胸中的積憤。1927年8月，遭難者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和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這次卻為鄧演達。1949年下野時，遭殃的則為陳儀。三事的發生，前後如出一轍，實為怪事。
值此期間的另一怪事，為南京、上海、廣州幾於同時舉行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南京為蔣派所主持，廣東方面為孫科等粵籍委員所主持，上海則為汪兆銘系的「改組派」所主持。三方各選出中央執監委員數十人，實在不成體統。
蔣氏下野後，三方人士乃齊集南京，共赴國難。我輩均應約前往。12月22日，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舉行，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改組國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1932年1月中旬，汪、蔣會晤於杭州，商議合作，並宣布同返南京負責國事。1月25日孫科辭行政院院長，由汪接替，中樞遂又恢複汪、蔣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滬戰事爆發，戰火擴大，國難日深，國府部分機關自南京遷往洛陽。全國一片抗日之聲，國民黨黨內的內戰總算暫時停止，各地維持現狀。我也暫回西南，一面長住廣州，和陳濟棠協議維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頓桂局，作抗日的準備。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之後，國難日深，我們以為抗日報國之道，實應登高自卑，從頭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黃旭初等乃決心從根本上整理廣西省政。歷年內戰之後，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軍政幹才，如葉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遊歸來，有志參與省政，共圖復興。這一階段內的廣西，可說人才濟濟，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賢協力之下，我們首先精簡省內軍民兩政。由我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副總司令。葉琪為總參謀長，廖磊為第七軍軍長，夏威為第十五軍軍長。
廣西省政府則由黃旭初擔任省主席，所以任職人員俱是一時之選。
1934年本省召集「擴大黨政軍聯席會議」，會中通過「廣西建設綱領」，具體地確定了廣西省內建設的方針。這一綱領當時便成為廣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說來，這一綱領系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而擬定的。
例如，第三條規定：「以現行民團制度，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礎。」這一「三自政策」便是與「民權主義」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則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條：「施行社會政策，依法保障農工利益，消弭階級鬥爭。」第十二條：「運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業。」第十三條：「適應民生需要，公營重要工商企業。」如此等等，都是依據「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原則所擬訂的。
第二十一條：「提高民族意識，消弭階級鬥爭，創造前進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發揚「民族主義」。
所以我們當時的口號便是「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希望將廣西建立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為全國作一榜樣，以逐漸達到復興中國的最後目標。
在上下一致根據「廣西建設綱領」勵精圖治之下，為時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來在黃紹竑治下的廣西，行政效率已為全國各省之冠，然有計畫的現代化建設，則實自「九一八」以後開始的。
我認為廉潔的政府在廣西已經確立，然當時當務之急，則為維持治安，清除匪患。廣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謂「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廣西之所以多匪，有數種重要因素。第一，廣西人民的構成成分極為複雜，風俗不同，語言各異。大致說來，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語多屬廣東語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則說普通官話。此外還有客家，以及少數民族如壯、苗、瑤、彝、傣等。彼此習俗不同，極易發生爭鬥。相沿既久，遂養成廣西人好勇鬥狠的習性。這種習性固可練成好兵，也易養出慣匪。第二，廣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養成盜竊的主因。第三便是貧窮，語云「饑寒起盜心」，凍餒不堪忍受的人，則往往鋌而走險。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敗，實由於未能掌握廣西產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來匪去，兵去匪來，終無根治辦法。至於傳統的地方民團制度，更是無用。所謂團練多數為地方土豪劣紳所包辦，魚肉鄉民則有餘，維持治安則不足。
我們既掌握了廣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標治本，雙管齊下。治標的方法，即嚴申軍令，明辨善惡，實行剿滅政策。治本的辦法則實行保甲制度，嚴密基層組織，並以受過嚴格訓練的鄉村青年幹部代替原有的腐敗的團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創設「廣西全省民團幹部學校」，招考知識青年受訓。最初為期半年，後來增至八個月。訓練的主要科目為灌輸現代化的知識，培養專門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戶口調查、農田水利、築路造林、國民教育、畜牧獸醫的常識等，此外更著重組織鄉村壯丁，加以軍事訓練。一言以蔽之，即訓練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幹部。
這些青年於受訓期滿後，便分發到各縣任村長、鄉長和鎮長。由他們負責調查戶口，將各區人民的人口、財產、教育情況、生死及流動的情形完全調查明白，向上級機關按期呈報。所有民槍均集中於鄉、村公所之內，由鄉長、村長於農暇時，集中壯丁，加以軍事訓練。村長兼民團訓練的中隊長，鄉長兼大隊長。每縣的壯丁則編為一或兩個以上聯隊，以縣長任總隊長。軍訓教官則在無職軍官中遴選充任。
這種制度在推行初期，頗受地方土豪劣紳的反對，但因政府政策堅定，阻力瞬即消失。一兩年後，全省匪患幾乎絕跡，風聲所播，全國各界來桂參觀的絡繹於途，對廣西的治績頗致稱道。
同時，我們的教育和經濟建設也齊頭並進。新政策下的廣西，基層的國民教育是義務性的。每村設一國民基礎學校，由村長兼校長。每鄉則設立一設備較優的「中心學校」，由鄉長兼校長。所有學齡兒童都強迫免費入學，並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學男女。不數年間，全省文盲大減。
1933年，我更在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中，提議公共積穀的辦法。因中國農村，貧農每因食用不足，向富農或地主高利借貸。消滅這一高利貸，便是我們「積穀」的最大原因。其辦法是每村設一公共穀倉，由每年有餘糧的農戶以累進的方式攤派，徵集收入公共穀倉，為該村的公產，由村民公選的委員會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積存於鄉公所，藉以挹注貧村。這種積穀，凶年可以防飢，平時則可出借予貧農以掃除高利貸。貧農可無利貸谷，唯秋收歸還時，每百斤多還若干斤，以填補新谷折耗。
這種公產且可挹注鄉村其他公營事業，如補助教育、興辦水利、開荒、養魚、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類似西方的合作事業。積穀累年而有盈餘時，則由鄉、村公所購買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