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編 十年國難與內戰 第四十四章 護黨救國軍之緣起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羅便臣道92號,位於半山之中,是一座陳舊而寬敞的三層樓洋房。這所房子原是陳炯明在廣東失敗後,在港避難時的住宅。我在武漢失敗後,用月租銀九十元賃居於此。到了「九一八」瀋陽事變,李濟深被釋來港,也住在此處。他後來用兩萬元港幣把這座房子買下,直至朝鮮戰爭發生,中共「抗美援朝」達最高潮時,才賣去捐充中共軍費。

我在香港住下後,便有各種訪客專程來訪。最有趣的是張宗昌、孫傳芳等也託人來表示說,他們二人的軍隊可說是我一手擊敗的,英雄識英雄,不打不相識,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題發揮,說我勾結軍閥,所以對他們的善意都婉辭謝絕了。嗣後陳炯明、沈鴻英也用同樣方法求見,我也以同樣理由婉拒了。

當時最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訪客,卻是青年黨的領袖曾琦。但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在「以黨治國」的政策之下,政府嚴禁其他黨派的活動,所以我對青年黨的實際情況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屬初次見面,不知其究竟為何而來。曾氏和我寒暄後,首先就把青年黨的黨綱和政策方針從公文包里取出,遞給我看,同時批評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非計。並謂,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險犯難、殺敵制勝所收的果實,今蔣介石過河拆橋,實有違患難安樂與共之旨。這時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溫語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談話甚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來見我時,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來他來的目的是想拉攏我加入青年黨。他開門見山地說,我現在和國民黨中央已鬧翻,而青年黨卻正缺少軍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爐灶,加入青年黨呢?

我說,我只是同蔣先生個人為政策上的歧異而鬧翻,我並沒有退出國民黨。今日國民黨中央和我為難,不過是受蔣氏個人把持罷了,與黨的本身無關。再者,我在國民黨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躋國府委員、集團軍總司令,已是最高層了。我如舍此歷史不要而加入青年黨,那是又要從小兵做起了,人們豈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嗎?青年黨也何需此類黨員?曾連說絕無此事,絕無此事,你如加入青年黨,必然是占黨中最高位置的。況飛鳥尚知擇木而棲,何得謂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羅便臣道來訪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糾纏不稍放鬆。最後見我態度仍極堅決,才放棄其要求。其目的雖未達到,我們卻成為知心的朋友。

在港閑居期間,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兩袖清風,除贍養家眷和隨行官佐一共二十餘人之外,尚不時有在武漢或南京被遣散的軍官來向我請求幫助。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極為尷尬。事為黃紹竑主席所悉,匯我小洋十萬元(摺合港幣七萬元),才得稍解金錢上的困難。

在港小住未幾,國內政潮又起了重大的變化。先是5月中旬,南京蔣政權乘我第四集團軍新敗之餘,決定派大軍分水陸夾擊廣西。黃、白二人為先發制人計,即率師入粵,企圖一舉攻下廣州。作戰初期雖然順利,無奈勞師遠征,眾寡不敵,終於敗退回桂。同時南京方面更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省主席,李明瑞為廣西區編遣主任,楊騰輝為副主任,率原來第七軍的一部,自海道南下,並已溯江西上,抵達桂平,而何鍵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黃、白二人為免使舊日袍澤自相火併計,乃由白崇禧指揮一部勁旅,驅逐何鍵部回湘,然後將省內部隊悉交師長呂煥炎指揮,囑其與俞、李、楊等合作。黃、白二人即自南寧出走越南,不久也來香港暫住。廣西全省,表面上遂為南京政府所統一。

當此之時,南京方面認為我輩已被解決,氣焰甚高,乃掉轉槍頭,指向第二集團軍。並以離間、收買第四集團軍的同樣方式,離間馮的部屬。5月下旬,馮部石友三、韓復榘,果為蔣氏所誘惑,通電服從中央。蔣氏把持下的國民黨政府隨即下令討伐馮玉祥。馮軍也破壞隴海、平漢兩鐵路以自衛。蔣馮大戰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馮氏暗通款曲,策動粵、桂起義,為馮聲援,乃向香港總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來訪的,是香港紳士羅旭和與周壽臣兩君。他們委婉陳辭,請我離開香港三四個月,以後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煩之下,我只得答應暫時離港,赴海外遊歷。乃暗中改名易姓,與葉琪、韋雲淞、甘介侯等人領得赴法遊歷簽證,搭一法國輪船赴歐。但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地卻是法屬安南的西貢,因西貢去國未遠,仍可以隨時注意國內的變化。

行前並由前護國軍時代的舊長官林虎拍專電去西貢,介紹一碾米鉅賈辛沂臣來碼頭相候,以免受法國移民局官吏的留難。

我們一行在10月初自香港上船,駛過海南島時,風浪極大,闔船旅客都暈船嘔吐,餐廳中人數日減,船上最後只剩下葉琪和我及三數其他旅客仍在餐廳進膳。舟行數日,抵達西貢泊岸。法籍移民官員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極目遠望,找尋辛君。移民局官員即用法語向我們盤問,幸有一中國旅客代為翻譯,說我們四人擬登岸瀏覽市區,唯須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該法人竟不由分說,立即強迫我們登岸。岸上警察十餘人用長繩一根,將所有登陸的中國乘客圍繞起來。哨笛聲聲,竹鞭劈啪,便把一群人領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為當地華僑的家屬,拖兒帶女,老幼咸集,狼狽不堪。按法國屬地極不人道的苛例,這些入境的僑胞,首先須關進「黑房」住宿,然後由法籍移民官員按名點驗取保放行。所謂「黑房」是一座大廠房,只有前後二門,別無窗戶。地下鋪著霉爛的稻草,各人隨地而卧,其中既無廁所,也沒茶水、燈火等設備,臭氣熏天。兩門關閉後,伸手不見五指,故曰「黑房」。

當我們四人被領著走向「黑房」時,仍然四處張望,尋覓前來接我們的辛君。張望了許久,才發現有一商人模樣的中年人,正向我們招手,大概他見我們四人穿著較整齊的西裝,和其他旅客有點不同的緣故。我們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來問我們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紹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說的果然是我們的化名。辛君乃向警察竭力疏通,可能還用了些錢。最後法國警官才答應讓我們自黑房的大門走進,立刻便從後門走出,免除了我們住帝國主義殖民地牢獄的災難。

出來之後,辛君即以他的自備汽車送我們往一小旅館中休息。辛君是西貢有名的富商,法國官員對他頗為尊敬。此次他親自來接船,我們本可毫無留難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鐘,這才發生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問我們來西貢有何貴幹,我們說不過普通遊歷而已,所以他為我們介紹一所極便宜的小旅館。斯時天氣炎熱,住得頗不舒服。不久,我們便遷入另一大旅館去。看樣子,我們又不像是普通的遊客,辛君這才開始有點懷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詰問。

在西貢住下,最惱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請求居留證這一關。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國主義者的官僚衙門,辦事毫無效率。我們為辦居留證,清早就去,等到10點左右,它還不開門,去遲了,則門前熙熙攘攘,擁擠不堪。我們為著簽證,只得天天去,煞是惱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發現一位中國青年,對我注視很久才行離去。我雖覺得有點奇突,但也未以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國安南總督忽派專員到我旅館裡來訪問「李將軍」。我問他何以知道我在此,這法國官員說,南京已得我來此的報告,因訓令中國駐巴黎公使館向法國外交部交涉,說我勾結共產黨,以西貢為根據地搗亂中國,要求驅逐我出境。但是法國政府知道我和共產黨無關,相反,他們怕南京方面派人來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偵探前來保護。

身份既經暴露,行動至感不便。無論我們去何處,後面總有大批暗探相隨,實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貢去國仍然太遠,往來信件遲緩,所以我們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我們到了海防,廣西局面又發生了變化。原來俞作柏帶了張雲逸等共產黨幹部回廣西後,又和南京鬧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產黨口號,想另成一新局面。這樣一來,不但全廣西軍民一致反對,即是和李明瑞同時南返的楊騰輝、周祖晃、梁重熙、黃權等重要將領也一變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報,乃將俞、李免職,改委呂煥炎為廣西省省主席。唯煥炎聲望不符,不敢遽爾就職。廣西各軍以及各民眾團體乃紛紛派代表來海防,請我和黃、白回桂主持軍政大計。我乃於1929年秋冬之交,取道廣州灣遄返南寧。黃紹竑、白崇禧則先我潛回省內活動。於是齊集南寧,共商善後,廣西又變成我們三人聯合領導的舊局面了。俞作柏因勢孤力單,且為軍民所不容,潛逃省外。李明瑞、張雲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兩股,各率殘部千餘人,退據百色和龍州,組織蘇維埃政權,號召赤色革命。

此時北方馮、閻為反對蔣消滅異己,已在積極備戰。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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