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9年發生的所謂「武漢事變」，事實上僅是蔣先生挾天子以令諸侯、志在消滅異己的許多戰爭之一而已。
蔣先生企圖用武力消滅異己，遠在北伐剛完成時，似乎便已決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後不久，便在李濟深家裡聽到一則驚人的消息。李濟深當時住在南京鼓樓附近一座小洋房裡，渠因曾兼黃埔軍校副校長職，故家中常有黃埔學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黃埔生去找他，並告訴了他一項特別消息。略謂：
蔣校長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寧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並召集駐津浦沿線的第一集團軍中黃埔軍校出身上尉以上軍官訓話。訓話時，發給每人一小方白紙，並詢問大家，北伐完成後，軍閥是否已經打倒，認為已經打倒的，在紙上寫「打倒了」三字，若認為尚未打倒，則寫「未打倒」三字。各軍官不知校長的用意，為仰承其意旨起見，概按照事實，作正面的答覆。蔣看後大不以為然，遂再度訓話說，你們認為軍閥已打倒了，其實不然。舊的軍閥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軍閥卻又產生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非將新軍閥一齊打倒不可。蔣氏最後更強調說，只有連新軍閥一齊打倒，你們才有出路，你們現在當連長的人，將來至少要當團長云云。
我問李濟深，你看蔣先生所說的「新軍閥」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蔣先生向來說話是不算數的，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我說，恐怕沒有這樣簡單吧？我們分析之下，俱覺驚異。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蔣先生是如何計畫以利祿引誘其部屬，從事消滅異己的內戰。
另一件事也可證明蔣先生的居心叵測。1928年秋季，共產黨在江西已十分活躍。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江西被他們鬧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無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鄉會也常向國民政府請願，乞加派軍隊進剿，但蔣先生置若罔聞。一天在南京，朱來訪我，說，屢請辭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準，請抽調部隊赴江西剿共又無下文，所以他擬向我「借」一軍或兩軍人，前往助剿。我告訴他說，我當然樂於調撥部隊，歸你指揮，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軍隊是國家的，必須蔣先生髮一紙命令，方可調動。朱培德高興異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見蔣先生，請他頒發命令。
見蔣時，朱培德即將我們私下商議的事委婉陳述。蔣先生聞言，似乎很覺奇怪，望了我一眼，說，用不著自兩湖調兵去剿，江西的軍隊一定剿得了。朱培德還在訴苦說，江西共產黨已有燎原之勢，不可忽視。蔣先生說，那只是一些土匪，為害不會太大。蔣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著，終場未發一言。兩人遂掃興辭退。和朱培德同車回寓途中，我問朱說，蔣先生為什麼不要我自兩湖調兵呢？因按中國軍界的惡例，擁兵將領為保存實力，多不願輕易出兵助友軍作戰。今我一反常例，自動允許出兵，而蔣先生未加思索，即連聲說「不需要」，實令人不解。朱培德說，那沒有什麼費解，只是蔣先生不樂意我二人要好罷了。
除朱氏所說的原因之外，我想蔣先生可能還另有顧慮。蓋由兩湖方面調部隊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則我難免有「震主」之功，實非其所願。
到了9、10月間，江西東南地區共軍攻城略地，噩耗頻傳。我迫不得已，再向蔣先生建議，請派遣其第一集團軍駐南京的劉峙第二師，前往助剿，以遏亂源。因劉氏籍隸江西，且為蔣先生的親信，況該師已擴充到五個團，實力雄厚，較朱培德的殘破的第三軍（共兩師，僅六個團）的實力，有過之無不及。調劉去江西增援，可謂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蔣的同意。不料蔣先生竟說：「你們為什麼這樣恐懼共產黨？」我說：「我們絕不可將具有武裝的共產黨部隊與土匪等量齊觀。因他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鐵的紀律、嚴密的組織，有第三國際作背景，有刻苦、冒險、耐勞的知識分子領導，豈能目為土匪或烏合之眾？」蔣先生聽了我的話，忽然嚴肅地說，只要你相信我、服從我，一切都有辦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不脛而走的流言，說「黨軍北伐，而政治南伐，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我們如細推此語的涵義，實足發人深省。從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軍閥，雖作惡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國統一了，我們標榜以黨治國，凡人民對我中央政府設施有不滿的，則辦黨的同志動輒以文字宣傳作反擊，不說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官僚餘孽、買辦洋奴、奸商市儈，便說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帽子滿天飛，務使人民大眾鉗口結舌而後已。須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勵精圖治，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而專以壓制人民為能事，則前途殊未可樂觀。如此則不獨我個人力量極其微薄，擁護總司令無濟於事，即有一百個李宗仁擁護總司令也無能為力。蔣先生聽後，默默不發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樂聞的。這是我為共產黨問題，第二次向蔣先生陳述意見，而引起不愉快的情形。
此後不久，一個早晨，有位中外聞名的銀行家朋友來訪我，說，上星期宋子文部長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籌借巨款。但是各行業負責人都以政府底定東南到現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籌款，總是有借無還，現今各行業頭寸短絀，實無法籌借。幾經磋商，終無結果而散。不久，宋部長即以國府蔣主席名義，請各行業首要到南京，並由國民政府以茶會招待。到會的共二十餘人，蔣主席親臨訓話。略謂：江西共軍猖獗的情形，料為各位所周知，現在政府急於調遣大軍前往痛剿，但開拔費尚無著落，所以才派宋部長去上海，請諸位幫忙，而你們推說頭寸短少，無錢可借。須知今日不僅江西有共軍蔓延，即在上海潛伏的共產黨也不在少數。你們如不肯幫助政府解決困難，一旦上海共產黨「暴動」，政府又何能幫助你們去鎮壓呢？說完便悻悻離去。
蔣氏去後，與會者相顧愕然，一時無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會。幸而其中有一位發言道，政府派兵剿共，連開拔費也無著落，同人等應體念政府困難，同去限期籌足政府所需的借款。會場中人一致附和，乃請宋部長用電話報告蔣主席，才得奉命散會。會後，大家因蔣先生以共產黨「暴動」來嚇人，用心險惡，莫不搖頭嘆息。
最初，我想蔣先生既以跡近敲詐的手段，以剿共為借口，向商人籌得巨款，則調劉峙第二師去江西必可實現。孰知巨款到手以後，軍隊開拔仍杳無音信，實使我感到不妙。
又張靜江先生此時已任浙江省省主席，因關懷國事，常到南京去向蔣先生陳述意見。某次，他特地約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諸元老暨李濟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靜江忽然慨嘆地說，從前介石未和宋美齡結婚時，我凡向他有所建議，他莫不靜心傾聽，且表示考慮採納。今則態度完全兩樣了，大約已為宋美齡及其姐妹所包圍。昨日和介石談話，他忽然衝動，大發脾氣，說要做這件事你也不贊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動輒得咎，倒不如讓我辭職，讓共產黨來干好了。
張又說，介石每拿共產黨來嚇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對介石晉言。尤其是兩位李先生，手握兵權。介石是很講現實的人，倒容易聽你們的良言。
我聽完張氏的話，便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雖然站在黨的立場，也可晉言，不過若太逾越身份的話，反易發生無謂的誤會，而引起更不良的後果。
當時在座諸人中，發言最多的是吳稚暉。一口無錫土話，措辭滑稽，令人發噱。他口沫橫飛，滔滔不絕地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勸大家不宜晉言。他尤其叮囑靜江先生要壓抑感情，不可常向蔣先生啰唆。與其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
稚暉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我當時心裡想，這位無政府主義的吳先生，他對蔣先生的批評，確有深入獨到之處。不過對事對人毋乃太無責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長君之惡」，兼而有之。聽了吳的話，張靜江似有悒悒不樂之色，大家乃不歡而散。
綜合那銀行家和張靜江等所說，蔣先生拿共產黨問題來恐嚇要挾黨內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跡，實不辯自明。中國古語所謂「養寇自重」，正是蔣先生的作風。我於是恍然大悟蔣先生不願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真所謂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二
蔣先生既然對真正的敵人共產黨要養以自重，對黨內的異己就要設法鋤除了。他的第一個目標原是馮玉祥。
編遣會議無結果而罷，馮玉祥悄然離京後，蔣先生極為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對付馮玉祥，並試探我的反應。後來並派吳忠信來向我疏通，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