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國歷史上，凡是大兵之後，善後問題總是難處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複時，由於中央任命文武官員實際上均為蔣先生一人所操縱，有欠公允，導致心懷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因直隸（旋改稱河北省）、察哈爾兩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兩市的光復，實系第二、三、四各集團軍協力作戰的戰果。然戰後中央政府對光復地區地方軍政機關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團軍保持一貫作風不薦人外，幾乎全是閻系人物；馮玉祥僅分得北平特別市市長和崇文門統稅局一所。此稅收機構原為北京政府歷任總統私人佔據的肥缺，每月收入約二十萬元。這數目對擁兵十餘萬的馮玉祥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面對坐擁河北、察哈爾兩省暨平、津兩市的閻錫山，難免感覺不平，因而發生怨言。
蔣先生這種措施，事實上也是一種權術。意在挑撥本已互相嫉妒的馮、閻二人，使其發生齟齬，以便控制。閻錫山對蔣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久歷官場的馮玉祥，對蔣先生的用意豈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對閻氏尚無甚惡意，而對蔣先生的運用詭譎伎倆，卻積憤很深。
因此蔣先生於6月中旬電邀我和馮、閻到北京舉行善後會議時，馮玉祥遂託病複電不來參加，並電令其駐漢口代表李鳴鐘向我解釋，希望對他原諒，順便探測我對善後會議的態度和意見。馮氏此時坐擁重兵，虎踞西北陝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戰之區。他的消極態度，不特對蔣先生面子上極為難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國即將統一之時，遭受極大的阻力，尤損威信。
馮氏的消極抗令，就事論事，也情有可原。因馮軍所駐西北各省均極貧瘠，地方收入不足以養重兵。今平津光復，地方稅收甚豐，馮軍幾一無所獲，安得不怨？
事實上，軍事新勝之後，諸將爭功本不易應付，而蔣先生不但不善加處理，反想擴大其矛盾，促成其惡化，以收漁利，實有失全國軍事統帥的風度，居心也不可恕。我當時在武漢目擊這種事態的演變，內心頗引為隱憂。於是一面電中樞，主張裁兵，移軍費作工農建設，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內的紛爭（此一裁兵電報曾傳播各地，頗為輿論界所讚揚）；一面派曾在馮處任職的高級參謀黃建平偕李鳴鐘前往河南新鄉，慰問馮先生的病狀，並代為懇切陳述我對善後會議的意見。略謂：民國成立以來，外有帝國主義的侵凌，內有軍閥的割據，北征南討，擾攘經年，民苦已久。今賴將士用命，人民輸將，北伐既已完成，國家統一在望，倘善後會議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責難，人民也不會諒解，則吾人何以自處？深盼馮公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扶病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則公私兩利，實國家之幸。旋接馮氏複電，略謂：黃、李兩君蒞臨，並出手示，情誼拳拳，銘感肺腑，至分析時局，洞若觀火，尤為欽佩。我兄如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弟當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電後，極感快慰，隨即拍電報告蔣先生。中央諸公獲此清音，一天雲霧頓時消散，歡忭可知。那時，蔣先生已派吳忠信來漢，擬請我居中調處，因我實是擔任這項任務最適當的人選。論攻克平、津的戰功，我第四集團軍或在第二、三兩集團軍之上；但我軍功成不居，祿亦弗及，我輩也從無怨言，殊足以為馮玉祥作規範。不意我已自動從旁疏解，並已獲得了圓滿的結果。
南京接電之後，蔣總司令乃決定約我同道往新鄉，親約馮玉祥往北平開會。這是蔣氏捨近求遠，取道武漢，前往北平的原委。
1928年6月下旬，國民政府乃正式通過設立裁兵善後委員會，並決定於北平召開善後會議。6月28日蔣總司令率總參謀長李濟深、中委蔡元培、吳敬恆、張人傑、戴傳賢及隨員張群、陳布雷等一行二十餘人，自寧抵漢。我既為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少不得帶了文武官員暨各民眾團體到江畔歡迎。旗幟招展，鑼鼓喧天，為蔣總司令復職以來難得的盛會。當晚設宴為諸公洗塵。誰知在此宴會上，竟發生一項不愉快的小事件，後來蔣先生歧視第四集團軍，可能便種因於此。
原來在宴會舉行時，我第四集團軍中的夏威、胡宗鐸、陶鈞三軍長俱未出席奉陪。盤箸虛陳，情形頗為尷尬。我發覺之後，立即派人去催，他們竟都託故不來。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氣量褊狹的蔣總司令頗為難堪，心頭自然不悅，可能更疑竇叢生。
其實，夏、胡、陶的缺席並無惡意。只是他們三人都是習於戰場的生活，粗邁豪爽，不拘小節。性喜高談闊論，大碗斟酒，大塊吃肉，對於蔣總司令特意裝模作樣、嚴肅靜穆的官場應酬，感覺乏味和不慣。我間或有款待上賓的正式宴會，他們三人也往往不參加，並說：「有總司令在招待難道還不夠光輝，要我們去幹什麼呢？」我也不以為意，因一般宴會他們本可不必參加。
但是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們的主客是復職不久的最高統帥——蔣總司令。在這場合，他們三人一致不參加，就容易引起誤會了。事後，我深悔沒有事先關照他們三位粗枝大葉的莽漢，以致造成不愉快的場面。
更壞的是，宴會的翌日，蔣總司令循例檢閱第四集團軍駐漢部隊。我首先致簡單歡迎詞，然後恭請蔣總司令訓話。訓詞當然冠冕堂皇，大意謂：革命軍人應忠誠擁護中央政府，應盡階級服從天職和確守軍風紀，不惜為國家犧牲云云。蔣氏辭畢，不料身為閱兵總指揮官的胡宗鐸心血來潮想出風頭，突然站出閱兵台前，對中央來賓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詞。略謂：革命北伐軍在進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以致影響軍事，屢受波折。自今以後，深盼中樞開誠布公，賞罰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潔風氣，俾武裝同志為國犧牲才有代價，才有意義等語。這番話顯然與蔣總司令的訓詞針鋒相對，使我驟然陷於誠惶誠恐的境地。宗鐸此種言論，發之於私人談話之間，尚無不可，在這種場面下公開演說，實在大為不雅。蔣先生當然大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後來決定消滅第四集團軍的原因之一。
這兩不幸事件發生後，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識大體，認真地訓斥了他們一番，然究有何補？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軍中第一流的戰將。然因百戰功高，本已有驕蹇之態，一旦戰事平息，住入繁華的大都市，經不起聲色犬馬的誘惑，都娶了年輕的新歡，宴安鴆毒，目無餘子；及捲入政治漩渦，又因缺乏政治素養，難免誤事。言念及此，益覺秉政當國、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6月30日我們一行在蔣總司令率領之下，自漢口專車北上。原擬徑赴新鄉訪問馮玉祥，但馮氏來電約在鄭州晤面。翌日早晨，我們車抵鄭州時，馮氏已自新鄉趕到，在車站迎接，握手相談甚歡。
此時是7月上旬，中原天氣已漸燠熱。馮氏設午宴款待我們。我見馮身軀結實，滿面紅光，無絲毫病容，然他在宴會席上仍頻頻咳嗽。望其人，聽其聲，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蓋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濟深。散席後，我問李：「你看馮先生在害病嗎？」李微笑道：「他在扮戲！」
與馮小聚後，我們仍搭原來專車北上，馮則另乘一車隨後。翌日，當車抵北平郊外的長辛店站時，閻錫山、白崇禧等都親自來迎。這是我和閻錫山第一次晤面。閻是中等身材，皮膚黧黑，態度深沉，說一口極重的山西土音，寡言鮮笑，唇上留著八字鬍須，四十許人，已顯蒼老，一望而知為工於心計的人物。渠為山西晉北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據閻的同學程潛告我，渠在日本留學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在朋輩之間並不見得有任何過人之處。誰知其回國之後瞬即頭角崢嶸，馳名全國，為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在政壇上表現最為輝煌的人物。民國初年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軍等職，勵精圖治，革命軍北伐至長江流域，渠即向國民政府輸誠，成為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錫山為人，喜慍不形於色，與馮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對比。
我們一行抵平後，於7月6日齊赴北平香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祭告典禮。由蔣先生主祭，我和馮玉祥、閻錫山任襄祭。祭告典禮開始時，蔣先生忽撫棺慟哭，熱淚如絲。馮、閻二襄祭也頻頻抆淚，狀至哀傷。我本人卻在一旁肅立，雖對總理靈柩表示哀悼，但並未墮淚。竊思總理一生，事功赫赫，雖未享高壽，然亦盡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國統一於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廟，也足慰總理和諸先烈的英靈於地下。撫棺慟哭，抆淚相陪，都似出於矯情，我本人卻無此表演本領。
我們到北平去，原以開北伐善後會議為標榜。當時參與會議的，計有：蔣總司令、馮總司令、閻總司令、李濟深、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吳敬恆、李烈鈞、戴傳賢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實上，並沒有議事細則，更無預定提出討論的大政方針，只是一個座談會而已。說話最多的是吳敬恆，其次是戴傳賢。東拉西扯，不著邊際，開了四天的會，毫無結果可言。吳敬恆屢於席上詼諧地說：「好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