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國民政府既經重建，唐、張之變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編，預備繼續參加北伐。由於寧漢分裂而左右為難的川、雲、貴各省，至是也表示絕對服從中央。全國除東三省、熱河、察哈爾、河北等省尚為奉軍所盤踞外，余概在國民政府管轄之下了。為徹底統一全國，國民政府乃決定完成北伐。
國民政府職權，名義上雖由蔡元培、李烈鈞、譚延闓、張人傑、丁維汾五位常務委員負責，但是中央實際權力則操於蔣先生一人之手。然蔣先生復職伊始，為避免國人罵他是軍事獨裁者起見，特於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立四個「政治分會」，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政治分會主席。
中央政治會議又決定將馮、閻所部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成立四個「集團軍」，以資劃一，並以蔣中正（兼任，何應欽代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其餘不屬於四個集團軍戰鬥序列的部隊，則由國民政府直接指揮。
此項新任命的公布，表面上雖為中央政治會議所通過，事實上則為蔣先生一人所策劃。當時我適因公在南京，但是我並非政治會議委員，不便參加討論。因而在政治會議開會前，蔣先生特地約我到他官邸談話，並告知我此項意圖。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當然以我受惠最多。蔣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為我一定受寵若驚，誰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因為當蔣先生告訴我此項決策時，我一面靜聽，一面揣測其含義的本質。這新措施顯然與蔣先生大權獨攬的作風背道而馳。蔣先生何以忽然要將中央的權力分散到我們四人身上呢？他無非想利用馮、閻為北伐賣力，揮軍北進擊破奉軍。至於我和李濟深，不過是被用作陪襯而已。因馮、閻二人都是軍界老前輩，資望在蔣先生之上，如番號統一，二人均將受蔣節制，頗使他自覺不安。所以蔣先生要把我超遷，與馮、閻並列，一則可以表示蔣總司令大公無私，不究資歷，唯才是視；再則因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擢升與馮、閻平等，可對馮、閻起規範作用，使蔣總司令便於指揮。我同時想到我個人的名位，蔣先生今日與之，異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舉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對蔣先生陳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說，設置政治分會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發夕至之區，並非中央鞭長莫及的邊疆；而且政治分會的組織和權力，有甚於北洋政府的巡閱使制度，頗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為國家長治久安計，似不宜有此一駢枝的機構，請慎重考慮，然後決定。
至於集團軍的設置，也不必把我和馮、閻並列。在馮、閻附義之初，馮氏已自稱「國民聯軍總司令」，閻氏也稱「革命軍北方總司令」。今不久即將會師燕京，數十萬大軍向同一戰場前進，中央將各軍番號劃一，委馮、閻為第二、三兩集團軍總司令，不失為明智之舉。唯我本人現任第三路軍總指揮，統率戰鬥序列內的部隊原可多可少；何況北伐已近尾聲，一旦戰事結束，則「總司令」、「總指揮」等戰時名稱，即應撤銷，故不宜升我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以免改弦更張。對我個人來說，也正符合總理昭示革命黨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遺訓，請勿建議我擔任此項新職務。
蔣先生卻說，處今日的情勢下，非如此措施不可，並說：「他們北方既有兩個『總司令』，我們南方也應有兩個『總司令』，方為公允……」蔣先生身負全國軍事的重任，而私心仍存南北畛域之見，我聞言不禁毛骨悚然。蔣先生復一再聲言：「你可以擔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一定升你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當仁不讓，你不必謙辭。」可是我已決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再三辯論，竟相持不下，頗覺難為情。
彼此默然有頃，我只好說，倘你認為政治分會必須設立，則不如請譚延闓擔任主席，因為他是湖南人，德望素著，出任斯職，可謂人地兩宜。蔣先生說，譚先生在中央另有借重。最後，我只得表示，中央即使公布此項新任命，我也必堅辭不就，務請從長考慮。乃辭退回寓。
次日早晨，我的副官喜氣洋洋地手執兩張報紙，遞給我看，說：「總指揮，恭喜你高升了總司令和政治分會主席。」我展開報紙一看，果然第一頁頭號大字標題登載我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和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當日許多朋友登門道賀。我內心鬱鬱不樂，其中苦悶，實非可為外人道的。我並非故意沽名釣譽，表示清高，其中實有難言的苦衷。嗣後，我只好一再滯留南京，不往武漢就職，表示消極的抗議。我既一再謙辭，蔣先生乃迭派吳忠信來寓敦勸。最後一次，吳忠信說：「你如不就職，蔣先生說他就不能繼續北伐了。」一聽此言，使我恐慌萬狀。在吳氏苦勸之下，我說：「吳先生，蔣總司令既把事情說得如此嚴重，那我不敢再推辭，只有遵命首途去就職了。」以故在馮、閻就職後一個多月，我才在漢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職。
我自寧返漢不久，正在整飭部隊，預備北伐，蔣氏忽又派吳忠信來漢，勸我就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之職。我說：「吳先生，我是軍人，對打仗尚粗有經驗，對政治則既無經驗，更無興趣。並且我已轉推譚組庵先生，以譚氏擔任此職實最為理想。」
吳忠信說：「蔣先生一定要你做，你如不做，蔣先生說，你就是不願意和他合作了。依我看，你還是應該和蔣先生合作的。現在其他政治分會主席都早已就職，獨你不就，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誤會，你就立刻就職吧。」
我說：「吳先生，你提到與蔣先生合作與不合作的問題，事情太嚴重了，那我只有遵命就職了。」吳氏見我答應了，他也可不辱君命，當然大為高興。
我又說：「吳先生，自古只有逼人丟官的，尚未聞有逼人做官的事，蔣總司令現在居然逼我做官，也為少有的奇聞。」我就職後，吳忠信遂欣然返南京復命。
出任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實非我所願，何況政治分會的設立，原就是非驢非馬的制度。政治分會的權力極大，有任命所轄區內地方官吏，及處理政、軍、財、教、建各要政的全權。然政治分會並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級機關，管轄地區有限，凡不屬於政治分會掌握的省份，卻又直屬於中央，與各政治分會錯綜而治，形成一極奇特的政治制度，實與素主中央集權的蔣先生的意旨大相徑庭。蔣先生復職後，忽然搞起這種制度來，或系一種權術的運用。因蔣氏下野之前，黨內黨外曾一致攻訐其為新獨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權制，或藉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團軍的編製是直轄第七、第十八、第十九軍等基本部隊，以及唐部改編的各軍。我既擔任總司令，白崇禧也奉派為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4月中旬，整編就緒，乃由白崇禧率領李品仙的第十二路軍，沿京漢線北上，參加北伐。
那時，北伐戰事已接近尾聲（北洋軍閥中所余的唯一實力派張作霖，已無心戀戰，華北傳檄可定）。先是，當我軍於1927年底發動西征時，孫傳芳殘部仍在津浦線蠢動，有乘我西征時向南京發動反攻模樣。軍事委員會為減少後顧之憂，乃決定同時命令何應欽率第一路軍，循津浦線繼續北上。10月中旬，何應欽部遂向徐、蚌及淮河兩岸發動攻勢，並電約馮玉祥自隴海路東進，會攻孫軍。
孫軍一經接觸即向北潰退。11月16日我第一路軍遂克複蚌埠。時直魯軍張宗昌部向孫傳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雙方相持經月，我第一路軍卒於12月16日克複徐州，俘獲甚眾。以故，當我西征軍事結束時，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戰事也暫告一段落。直至1928年春初，蔣總司令復職，四個集團軍重行部署之後，才繼續發動攻勢。
完成北伐的最後階段的戰略部署，大體上是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濟南、滄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團軍則任京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的攻擊任務，自新鄉沿彰德、大名、順德一帶北上，右與第一集團軍、左與第四集團軍聯繫，會攻京、津。第四集團軍則循京漢路，經鄭州、新鄉，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直搗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團軍則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關，截斷京漢線，北上與第四集團軍會師北京。
此時敵軍應戰的策略，系以張宗昌的直魯軍與孫傳芳殘部據守津浦線，以阻截我第一集團軍的北進。奉軍主力則後撤，以縮短戰線，並以保定為軸心，向西線集中，擬乘我第四集團軍尚未到達正定時，一舉將我突出的第三集團軍包圍殲滅，然後回師截擊其他各路革命軍，以達其各個擊破的戰略目的。
我軍攻勢繫於1928年4月中旬發動，第一集團軍賀耀組、方振武兩軍於5月2日克複濟南。孰知日本山東駐屯軍福田師團，竟出兵阻撓，圍攻濟南。蔣總司令不欲與日軍擴大衝突，乃派交涉員蔡公時及隨員十餘人到福田師團部交涉，希望緩和此一嚴重局面，不料蔡等竟為日軍所槍殺。我軍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圍。日軍旋在濟南城恣意捕殺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