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龍潭之敵既為我全部消滅，江南遂無敵蹤。9月1日我軍更渡江追擊。此時孫軍殘部已如驚弓之鳥，聞風潰退。江北浦口、揚州等要隘，一時俱克。我軍復向蘇北猛追，殘敵望風披靡，已絕無捲土重來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唯此時西線忽告緊張，唐生智的「東征軍」分江左、江右兩路東下。江左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已於9月1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並委派各廳長。江右軍劉興所部第三十六軍的前鋒且已抵達當塗，距南京僅六十里。9月6日劉興本人也進駐蕪湖，簡直有一舉而下南京之勢。
唐生智本與孫傳芳約定東西夾擊我軍，然後平分東南。唯唐氏暗懷鬼胎，擬俟我軍敗後，收編我殘部，再消滅孫軍。孰知孫傳芳也是一代梟雄，深知唐氏意圖，故僅借唐氏東下之勢，牽制我軍，不待唐軍到達，便先期發動攻勢。冀師「先入關者為王」的故事，獨吞東南。我軍如被消滅，則區區唐生智實不足道了。
孫、唐兩氏既同床異夢，遂為我軍各個擊破。孫軍敗後，軍委會乃嚴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唯唐氏於9月11日曾親赴蕪湖視察，仍擬伺機而動。然此時我軍新克強敵，士氣正旺。六朝金粉，雖使唐鬍子垂涎不止，然終不敢妄動。我們聞報，曾由何應欽、白崇禧、李烈鈞和我聯銜，電請渠來南京一晤，唐氏也不願東來。時我海軍「決川」、「浚蜀」兩艦，適在蕪湖江面停泊，遂為唐氏脅迫強擄而去。
南京國府的威脅既除，寧滬路也完全修復，黨中重要領袖乃僕僕於寧、滬、漢之間，謀求寧漢複合、繼續北伐的大計。我們在南京，更急電汪兆銘和漢方諸領袖，克日來寧，主持大政。
當時我們在南京負責的軍事首領，以及黨中央無數忠實同志，都有一種相同的想法。我們認為寧漢分立的癥結所在便是共產黨問題，今寧方既已「清黨」，漢方也已「分共」，則寧、漢便應重歸於好，合而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從權，今寧漢合一，則應當仍以武漢的中央為正統。
根據這種赤膽忠心的想法，所以我們歡迎武漢的國民政府汪主席早日東下，來南京辦公；蔣總司令也應早日復職，繼續領導北伐。我們的意見頗獲當時黨內忠貞之士，乃至全國人民的同情。李濟深自廣州且專為此事發出通電，力勸蔣、汪化除前嫌，繼續合作，領導中央。
我們這種想法，後來才逐漸發現太天真和幼稚了。當時黨內的重要領袖，如汪、蔣、胡及其私人的黨羽與小政客等的想法，卻和我們忠實同志們完全兩樣。他們對黨國前途根本置之腦後，一切考慮純以個人和小團體的政治前途為出發點。
我黨至此，非蔣、汪、胡三人赤誠合作，不足以談復興，但是他們三人相處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絕無合作的可能，因此從未打算真正長期合作。偶爾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機則必然又來一個你死我活。
但是，當時使我們忠實黨員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們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黨，領袖群倫，而使黨員大眾一致歸心。
汪兆銘儀錶堂堂，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初與接觸，多為折服，故頗能號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驢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個性，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慾極強，遇事又躁急衝動。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每臨大事，復舉棋不穩，心志不定。此種心神，常在會議席上充分表現。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搓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再者，汪的為人，亦極虛偽。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昵。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為人。
所以吳敬恆曾罵汪是「偽君子」和「花瓶」，足見許多老同志也認為他不能負實際責任。總理在世時，汪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未負過黨政專責。但是汪氏卻是個心比天高、熱衷權力的人，中山逝世後，汪氏一意「左傾」，與蔣中正互為表裡，不擇手段地攬權奪位。誰知他的合作者蔣氏，也是個熱衷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黨權、軍權之後，竟又短兵相接，火併起來，經歷多次，汪氏自知非蔣的敵手。故此次我們誠心誠意地請他留在南京主持黨政，他總以為滬寧一帶是蔣的老巢，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斷非彼久戀之鄉。他如要掌握黨政，必須回廣東另起爐灶。這便是汪氏的基本觀念，也是嗣後寧漢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蔣中正的為人，因其幼年混跡於上海的黑社會，頗受其熏染。對同事，御部屬，一以權詐為能事。在在均使賢者裹足，壯士離心，而攀龍附鳳之徒則蟻附帷幕。因此，在蔣氏獨斷專行之下，終使一領導革命的政黨，逐漸變為爭權奪利的集團。此種轉變，在清黨後，已日益顯著。唯當時我輩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蔣合作，完成國民革命，今日回思，實不勝其嘆息耳。
至於胡漢民，則確為一剛正不阿、有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極狹隘，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絕無物與民胞的政治家風度。當時黨內自元老以至普通黨員，沒有人對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沒有人覺得展堂先生足以為全黨一致歸心的領袖。因胡氏的天賦，為治世的循吏則有餘，為亂世旋乾轉坤的領袖卻不足。
在這種世局人事不調和的情況下，我們一心一意想把黨務國政納入正軌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據，而有無能為力之感。偶有主張，均必然被捲入漩渦而無法自拔。甚至昔日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袍澤，如第四、七兩軍，後來在廣東亦竟至自相殘殺，傷亡逾萬，言之實深痛心。
二
汪兆銘在我們一再電促之下，終於9月5日偕徐謙、顧孟余、何香凝、陳公博、朱培德、程潛等自武漢抵達南京。我們赤誠地歡迎他從此長住南京，主持中樞大政。此時蔣總司令如即復職，則軍政恢複統一，我們便可繼續北伐，直搗北京。無奈汪氏心志不定，絕不願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時寧、漢破鏡重圓，誠心為黨為國的領袖們本當相容相讓，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識大體、甚或別有懷抱的黨務負責人，竟於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貼反汪標語，詞句極盡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這些標語並無正式機關署名，事實上，僅是一些無頭招貼。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極易衝動的人物，忍憤東來，其心本虛，一見這些招貼，不禁又肝火大動。
在我們歡迎他的會議席上，汪氏便質問我說：「你們既然歡迎我到南京來，為什麼又要貼標語罵我呢？」
「汪先生，」我說，「誰敢貼標語罵你呢？只是寧、漢剛恢複合作，局勢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級黨員，不識大體，擅自貼出這些標語來——你看這些標語，不都是不署名的嗎？」
但是汪仍舊氣憤不已。
我又說：「汪先生，做個政治家，有人擁護，有人反對，總是難免的。你看美國選舉總統時，不是也有人反對嗎？我希望你能淡然處之，並長住中央，繼續領導。」
汪氏不論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勸告，也是不聽。在南京稍一勾留，便徑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執監委，遂亦聯袂去滬。譚延闓、孫科等且堅決邀我一同於9月9日乘寧滬車去上海。一時冠蓋雲集，中央執監委，乃至西山會議派諸領袖齊集上海。9月10日乃由譚、孫、汪等出面邀請在滬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樞寓所開談話會，交換全黨大團結的意見。到會者計有：汪兆銘、譚延闓、孫科、李烈鈞、李宗仁、程潛、張人傑、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楊樹庄、伍朝樞、褚民誼、葉楚傖、鄒魯、張繼、謝持、覃振、許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劉積學、繆斌等二十餘人。可說是集黨中各派領袖之大成。唯胡漢民、蔣中正二人，因與汪不洽，拒不出席。
談話會共開三天，各方均甚融洽，無大辯論。會中一致決議於三個月之內舉行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黨內糾紛。在「三全大會」開會前，以各處代表合組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執行機關。同時寧漢兩中央政府亦合併改組，由「特委會」另行選舉國府委員，並委派軍事委員會暨各部部長。中央政治會議則暫時撤銷。
9月15日，互選結果，所有參與談話會的各方代表均當選為特別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其因故未及參加的黨中重要領袖蔣中正、胡漢民、李濟深、白崇禧、何應欽、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等，亦均當選。
9月16日，復由特委會決議，改組寧漢雙方的國民政府，並於翌日通過國府委員四十六人，以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汪兆銘、于右任等人為常務委員，輪流擔任主席。軍事委員會也改組，蔣中正、李烈鈞、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程潛、朱培德等高級將領均當選。
特委會的成立，就事論事，本是過渡時期最適當的辦法，暫時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