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軍會師隴海線時，山西閻錫山已正式附義。革命勢力至此已奄有全國的大部，本可一舉而下北京與天津，以實現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說」的主張。誰知正因軍事進展的迅速，武漢方面反蔣聲浪也隨之高漲。卒使九仞之山，功虧一簣。
因寧漢分立後，武漢方面竟一變「容共」為「聯共」，舉行所謂「國共聯席會議」，凡重要政令悉由兩黨合議施行。蘇聯顧問鮑羅廷操縱一切，儼然太上皇帝。所謂群眾運動更搞得天翻地覆。這種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1927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長沙駐軍旅長許克祥部遂實行反共，並逮捕共產黨員，是為「馬日事變」。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即向國民政府施壓力，要求處罰「不法軍官」，而高級將官唐生智、何鍵等，反而左袒許克祥等，國民黨領袖汪兆銘等也認為共產黨過分囂張，希圖加以抑制。共產黨不服，遂伏下武漢「分共」的契機。適此時第三國際首領斯大林等，也以武漢國民黨不可靠，訓令武漢中共自組「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沒收地主土地，並組織軍事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等。其真正企圖，是在乘機取武漢國民黨而代之，以與南京相對抗。此項訓令原極機密，孰知第三國際駐武漢代表、印度人魯易，竟於5月31日將全件密示汪兆銘，希望汪站在共產黨的一邊，共同奮鬥。汪氏大懼，乃召集中央領袖密議防共之計。6月5日武漢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國民政府顧問職務，並驅逐回國。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人出境。武漢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後，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徐謙等聯袂抵鄭州，電約馮玉祥於6月9日到鄭，會議三日，是為「鄭州會議」。會中，武漢方面決定將河南交馮部接防，武漢軍遂全師南撤。
武漢方面策動「鄭州會議」的目的有二：其一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謀」已露，變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謂「東征」計畫。武漢方面以河南地盤餌馮，固希望馮氏沿隴海路東進，而武漢軍則順流而下，如是，可一舉而囊括東南。誰知馮玉祥也是一老謀深算的政客，未為武漢方面甘辭厚餌所動。且馮在陝西時，對共產黨活動已深感不滿而屢加抑制。此次鄭州之行，對武漢方面的建議，僅漫應之，使武漢領袖殊感失望。馮氏取得河南地盤以後，也答應蔣總司令之約，來徐州和我們一晤。
6月17日，蔣總司令偕馮玉祥代表李鳴鐘蒞徐。馮氏專車預定19日抵徐。是日清晨，蔣總司令乃率在徐各將領，專車西上，到郝寨車站歡迎。一時冠蓋如雲，儀仗隊、軍樂隊器械鮮明，金光燦爛。大家屏息以待，靜候馮總司令麾節。
我們在郝寨車站靜候很久，果然西方鳴汽笛數聲，馮氏的「花車」緩緩進入月台。一時軍樂大作，歡迎人員在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率領之下，整肅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窺視。唯車內概屬馮氏的文武隨員，未見有馮將軍在內。隨員見我們都在伸首窺探，乃以手指向後節車。我們遂一齊向後節走去。只見後節車廂並非客車，而是一系列裝運馬匹的「敞篷車」，及裝運行李貨物的「鐵皮車」，車廂上既無窗戶，更無桌椅。鐵皮車駛近了，只見一布衣敝履的關東大漢，站在鐵皮車的門口，向我們招手，大家才知道這位大漢便是馮總司令。車停了，大家便一擁向前去歡迎，他也走下來和我們握手為禮。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制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與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馮玉祥為我國軍界前輩，晚清時已任旅長。民初袁世凱稱帝時，馮曾奉命入川與護國軍蔡鍔作戰，並受袁氏封為「男爵」。嗣隸皖系軍閥，曾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後叛皖轉隸直系。二次直奉戰爭時，又叛直自稱「國民軍」。時人稱他為「倒戈將軍」，北方軍人都對他銜恨。嗣國民軍失敗，馮氏走俄加入國民黨，與俄人過從甚密，故北方軍人又呼他為「北赤」。
馮氏行伍出身，未嘗受正式軍事教育。其部屬也多系行伍出身，縱是高級長官，也每有目不識丁的。所以馮氏治軍，仍一本中國舊軍的陳規。部下犯過，縱是高級軍官，也當眾罰打軍棍，初不稍貸。其部將也專以效忠其個人為職志，部隊固然是其私產，將校也是其奴僕。軍官每有升遷，馮氏常按北方軍的陋習，先罰打軍棍數十，然後發表陞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無故被打軍棍的，其同僚必購酒肉，燃爆竹，為渠慶賀，因打一頓屁股之後，必然又官升一級了。這種侮辱人性的作風，馮氏行之不以為怪（嗣後，黃埔畢業生曾有數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團軍見習，不久悉行潛逃，因打屁股陞官的作風，實非一般現代軍人所能忍受也）。
馮氏治軍素稱嚴厲。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煙不酒，所以其軍中煙酒嫖賭，概行嚴禁，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為時人所稱頌。馮氏也很能以身作則，粗衣素食，與士兵共甘苦。渠尤善於裝模作樣，能躬自為傷病兵員洗腳、剪髮。偶有士兵思親、思鄉，馮氏便令將其父母接來軍中小住，關懷彌切，優禮有加，每使頭腦淳樸的鄉人父老感激涕零，叮嚀子侄為馮氏效死力。
唯馮氏的為人卻難免恃才傲物，倚老賣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說起來，幽默諷刺一時俱來，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聽者處於尷尬萬分的境地。所以馮氏實可說是一時的怪傑。以渠的歷史背景和習性來加入革命，與一般黨人如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闓等相處，令人有鑿枘不投之感。
馮氏抵徐後，下榻花園飯店。當晚便由蔣總司令設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級將領作陪，席間談笑風生，頗為融洽。翌日，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偕吳敬恆、李煜瀛、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等專車抵徐，擬與馮氏會商今後北伐暨對付武漢諸大事。唯馮氏對北伐竭力贊同，對武漢卻力主「調解」；並謂武漢方面已開始進行「分共」，國民黨自相殘殺，殊無謂也。持論尚稱公允。先是，蔣總司令於前日晚曾要求馮氏一致行動，向武漢進兵，消滅反動勢力，為馮所婉拒，到正式會議時，蔣氏遂不再提此要求。雙方磋商結果，決議由蔣、馮聯銜於6月21日發出通電，聲明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未及其他。同日，由馮另電武漢方面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員，勸其早日送鮑羅廷回國，並抑制共產黨的群眾運動；庶幾寧漢合流，完成北伐大業云云。徐州會議遂告結束，馮氏於是日專車西返。
馮氏去後，蔣總司令便召集在徐將領會議，力主回師西上，解決武漢。蔣一再地說：「先把武漢解決了再說！」我當時竭力反對向武漢用兵，力主繼續北進；如果武漢真圖異動，我們可以抽調一部分部隊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敗垂成。
會後，蔣、胡率領中央各同志返寧，北伐戰事仍照原計畫進行。6月23日，白崇禧指揮第二路軍向魯南臨沂攻擊前進；我則指揮第三路的第七、第十兩軍向臨城，第三十三軍及暫編第十一軍向魚台、金鄉前進。當日便佔領韓庄。
6月25日，我軍佔領嶧縣。27日，我遂親率第七、十兩軍入駐臨城。敵軍前敵總指揮許琨退往兗州，所部精銳馬玉仁師全部被俘。數日間，我軍便已迫近鄒縣、濟寧一帶，克複山東已成定局。
不意正當我軍迅速推進之時，武漢方面真正厲兵秣馬，準備「東征」。因自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張發奎所部已全師撤回武漢，作沿江東下的部署。南京方面接獲情報，蔣總司令乃急電令我於臨城中止北進，並返南京會商防禦武漢方面進攻的計畫。我得電後，即令各軍就原地據守。我本人夤夜南下，於7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漢軍的精銳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軍，確已向下游移動。我軍如不克日回師，則後防可慮。
我回到南京，蔣總司令一見我面，便問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我乃向他分析敵情說，今日武漢既以精銳傾巢來犯，我軍勢必亦將精銳調回安慶、蕪湖之間，迎頭堵截；如此則非將我的第七軍自前方調回不可。但是我軍已深入魯南，北方之敵亦系直魯軍的精銳。第七軍一旦回師，北軍勢將反攻。以北軍的精銳攻我戰鬥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軍，我軍絕難持久。況徐州向稱四戰之地，無險可守。與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將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時，即放棄徐州，而守淮河天險。俟武漢方面問題解決，再揮軍北進，尚未為晚。
蔣氏雖認同我的縮短戰線、退守淮河的戰略主張，但是他畏首畏尾，不願放棄徐州。他認為徐州是戰略要地，得失之間，尤足影響民心士氣。放棄徐州，勢必增長北方軍閥和武漢的氣焰，所以他期期以為不可。
我說，古人有言，「蝮蛇嚙手，壯士斷腕」，「小不忍則亂大謀」，在目前情況之下，我們縱以可戰之師守徐州，在戰略上已屬下策，何況以戰鬥力薄弱的部隊來守徐州，則徐州必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