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蔣總司令在離開安慶東下時曾告訴我說，他現在是直下上海，希望我將部隊暫交夏、胡二指揮全權指揮，自己也往上海一行。在蔣去後約三四日，我便電令夏、胡二人各率所部沿長江北岸向東推進，我自己則乘輪東下，於3月27日抵南京。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產黨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時由第六軍和第一軍的一部駐守，一、六兩軍都為共產黨所滲透，軍心很為動搖，第六軍黨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產黨首領。當第六軍入駐南京時，一部分士兵曾襲擊南京外僑，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住宅。英領事受傷，金陵大學美籍副校長和震旦大學美籍預科校長都被殺，因而惹起泊在下關江面的英美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死傷無辜平民甚眾，是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顯系有人故意製造。因我軍席捲東南後，軍威極盛，東南又是富庶之區，入我治下，簡直是如虎添翼。唯此時國共裂痕已日益明顯，清黨空氣正在醞釀之中，別有用心之人為先發制人計，乃陰謀借刀殺人，在東南地區挑起外釁，擬利用外人與我軍為難，而彼輩則坐收漁利，因而製造此一「南京事件」。
［附註］當北伐軍迫近上海、南京時，帝國主義積極部署兵力，聲言全力「保護」上海，加緊了干涉和鎮壓中國革命的步伐。當時糾集在上海的帝國主義軍隊達兩萬三千多人，糾集在上海、南京一帶江中的各國軍艦達九十多艘。1927年3月24日，有共產黨人參加領導和作戰的第六軍和第二軍，攻佔了南京。反動軍隊逃離南京時，南京城內發生搶劫。英美帝國主義借口僑民和領事館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聯合起來炮轟南京城，造成死傷中國軍民兩千多人的巨大血案。這就是轟動世界的「南京事件」。
所幸外國人的情報甚為靈通，判斷也頗正確，「南京事件」發生時，一向號稱蠻橫的日本海軍竟奉命不許開炮。當時駐下關江面的日本海軍指揮官於駛抵上海後自裁殞命，遺書說，他奉命不許開炮，致海軍護僑不周，無面目以見國人云雲。足見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內幕，故沒有被他人所利用。英、美軍艦開炮後，並曾向我方抗議，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個中隱密，未墜他人術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滬寧車於3月28日抵上海。時白崇禧正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淞滬衛戍司令，駐節龍華。我到上海時，發現上海情形極為嚴重，全市群眾運動悉為共產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餘人，終日遊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我抵滬後，即乘車往龍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適值駐軍因小事與工會齟齬，工會聚眾萬人，往龍華要求白崇禧解釋。滿街全是工人，途為之塞，我只得下車步行，自人叢中蛇行擠至總指揮部。所幸我們均未佩領章，無人認識，故未遭阻礙。
白氏和我相見雖甚歡愉，然面對上海一團糟的情形，也殊感沮喪，白氏告我，此時不特上海工人行動越軌，就是第一軍也已不穩。共產黨正在暗中積極活動，顯然有一舉取國民黨而代之的野心。此種發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設想。
嗣後，我便往見蔣總司令。蔣氏住於一較為僻靜的所在，戒備森嚴。和我見面時面色沮喪，聲音嘶啞，他認為上海情形已無法收拾，口口聲聲說：「我不幹了，我不幹了。」
我說：「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幹，責任就能了嗎？」
「我怎麼能幹下去，你看……」他說著便把抽屜打開，取出一張何應欽的辭職電報給我看，說：「何應欽也辭職了，他已無法掌握第一軍，你看我怎麼能幹得下去？」
其後，我問白崇禧：「總司令的聲音為什麼這樣沙啞？」
白說：「說話說得太多了。」原來第一軍此時駐在滬杭、滬寧路上，各師的各級幹部均已自由行動，不聽約束。第一師師長薛岳、第二十一師師長嚴重，俱有「左傾」跡象。駐南京的第二師師長劉峙為一篤實忠厚的人，而武漢和南京、上海一帶的「左傾」分子則抨擊劉氏為「西山會議派」人物，故其中下級軍官，均已動搖。各師黃埔畢業的軍官都紛紛自由行動，成群結隊到上海來向「校長」質詢。質詢的主要內容便是蔣校長昔日在黃埔曾一再強調「服從第三國際領導」，「反共便是反革命」，「反農工便是替帝國主義服務」等，如今國共關係惡化了，這批學生感覺到彷徨，所以紛紛來上海向校長要求解釋。蔣為此事終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責罵、勸慰，無片刻寧暇，卒至聲音喑啞，面色蒼白。
這時我也見到留在上海的黨政要人：吳敬恆、張人傑、鈕永建、蔡元培、古應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對欷歔，束手無策。而武漢方面則積極活動，派宋子文來滬總理江浙一帶的財政和稅收；派郭沫若來滬組織總政治部，推動軍中黨務工作。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周恩來、汪壽華等均在上海頻繁活動。上海工會氣焰熏天，已完全脫離了國民黨的掌握。
蔣總司令在絕望之餘，一再問我：「你看怎麼辦？」
我說：「我看只有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清黨，把越軌的『左傾』幼稚分子鎮壓下去。」
蔣說：「現在如何能談清黨呢？我的軍隊已經靠不住了。」
我說：「那只有一步一步地來。我看先把我第七軍調一部到南京附近，監視滬寧路上不穩的部隊，使其不敢異動，然後大刀闊斧地把第一軍第二師中不穩的軍官全部調職。等第二師整理就緒，便把第二師調至滬杭線上，監視其他各師，如法炮製。必要時將薛岳、嚴重兩師長撤換，以固軍心。等軍事部署就緒，共產黨只是釜底遊魂而已。」
蔣說：「我看暫時只有這樣做了。你先把第七軍調到南京再說。」我們議畢，我遂立電夏、胡二師長（夏、胡二人此時已改為師長），即將第七軍主力自蕪湖向南京前進，作初期清黨的部署。此時蔣總司令只是一意傾聽我和白崇禧的策劃，自己未說出任何主張來。這可能是他的確感到束手無策，所以對我們言聽計從；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陣，以試探我李、白二人對武漢和清黨的態度。因為事實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黨，並已急電黃紹竑、李濟深二人速來上海，共籌對策。李、黃二人果然應召於4月2日聯袂到滬。他二人既來，我們對清黨的籌劃便更具信心了。
二
正當我們對清黨作積極部署之時，4月2日滬上各界忽然哄傳汪主席已於昨日秘密抵滬。我們乍聞之下，俱高興之至。因為我們雖然在作清黨準備，然究竟認為是事非得已，北伐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陣營內同室操戈，終非上策。再者，武漢方面主持人仍系本黨同志，共產黨究屬有限。如本黨能團結更新，共產黨實非大患。而今日聲望能力，可使本黨恢複團結的，實舍汪莫屬。所以我們都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回來領導，以為他一旦歸來，黨內禍患便可消滅於無形。
當時不但我們如此，即使蔣總司令也口口聲聲說希望汪主席重行領導全黨奮鬥革命。蔣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裡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衛當時的德望和黨員的歸心，可說一時無兩。
探得汪氏住處之後，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興高采烈地去拜訪他。汪氏的言談風采，在梧州時給我的第一次印象太好了，那時我對他簡直崇拜到五體投地，此時也認為他一旦恢複領導，則黨內糾紛立刻便會煙消雲散。
這次在上海見到汪氏，我看他有點心神不定的樣子。我們便向他陳述共產黨最近在武漢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會、學生會，擾亂治安，妨礙軍事進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實不堪設想。我們都誠心誠意地希望汪能恢複領導，謀求解決。這時中央黨、政、軍各負責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產黨，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的責任。起先，汪總是默默地靜聽各方的控訴，未作表示。最後他才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我一聽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覺到糟了，黨內勢將從此多事。汪是此時唯一可以彌縫黨中裂痕的人，現在他不但不想彌縫，反而促其擴大，則本黨的分裂不可避免。我當時便對汪解釋說：「有誰主張殘害農工呢？大家的意思，不過以為工農運動不可太越軌，影響革命軍的進展，只希望工農運動能與軍事配合，不要在後方胡鬧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辭總是閃閃爍爍，充滿了疑慮。
嗣後，留滬中央執監委，暨駐滬軍政負責首領曾和汪氏開會兩次，出席者計有：吳敬恆、蔡元培、李煜瀛、鈕永建、汪兆銘、蔣中正、宋子文、鄧澤如、古應芬、張人傑、李濟深、黃紹竑等和我。會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滬領導，並裁抑共產黨的越軌行動。而汪氏則始終袒共，一再申述總理的容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同時為武漢中央的行動辯護。是時為武漢中央派來接收東南財政的大員宋子文沉默不發一言，其他與會人士則與汪氏激烈辯論。辯論至最高潮時，吳敬恆十分激動，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變態度，並留滬領導。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