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中央北遷問題」實系由蔣總司令堅持要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往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就形勢說，中央北遷，應以武漢最為適宜，南昌斷沒有成為臨時首都的資格。
蔣總司令之所以堅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時中央方面防蔣軍事獨裁的空氣正日見濃厚，武漢方面的四、八兩軍，在蔣看來，又非其嫡系。萬一國府和中央黨部遷往武漢，蔣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堅持中央應設在南昌。但是蔣氏的理由卻十分薄弱，他無法否定武漢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對遷武漢的理由是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部在一起。但是總司令部為何不遷往武漢，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蔣的理由是總司令部應設在前方，以便親自督師。但是，總司令部如設在武漢，不是更接近前方嗎？北上可指揮京漢線，東下可指揮長江下游，南昌反無此方便。因此蔣的理由實不成其為理由，說出來真是辭窮理屈。但是蔣氏個性倔強，硬幹到底，絕不表示讓步。
我們克複南昌後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蘇聯顧問鮑羅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抵達南昌，由總司令親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廬山開會。我因系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且未在國民政府及政治會議中擔任職位，所以只是列席旁聽而已。會議未議出什麼具體方案來，各委員便下山徑往武漢去了。他們這一去，顯然是對蔣氏留中央於南昌的計畫的一大打擊。不過，此時分任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譚延闓、張人傑兩氏尚滯留廣東，蔣擬繼續請譚、張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漢各委員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開會決議組織所謂「聯席會議」，在政府未正式遷來武漢之前，執行最高職權。「聯席會議」委員，計有：孫科、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王法勤等，鮑羅廷也列席。公推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反蔣的陣營遂具雛形。在漢軍人，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都表示服從「聯席會議」，武漢、南昌遂隱然對立。
此時總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擬定東征計畫，蔣總司令急於打下江浙，我為此事也時去南昌參加會議，見蔣氏態度非常堅決，對武漢絕不讓步。我唯恐事態擴大，影響軍事進展，乃力勸蔣氏不必和武漢各走極端，應聽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我說：「中央遷往武漢是大勢所趨，人心所歸。你既無法阻止國府委員去武漢，不如乾脆讓他遷去算了，但軍隊調遣，繼續北伐，則應絕對服從總司令的指揮。」蔣說：「你看他們肯聽我的命令嗎？」我說：「大敵當前，不聽指揮即等於自殺，此事我願負責斡旋疏通。」蔣才無話。其後果然，反蔣甚烈的二、六兩軍仍聽調度東下，終於克複南京，可見他們也還顧全大局，並非不可理喻。12月底，譚延闓、張人傑抵南昌，住了幾個星期，譚往武漢，張卻去上海。
我在南昌總司令部見到新客極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黃郛、張群二人，都是政學系重要人物。張已做了總司令部里的總參議。渠何時就職，從何而來，我都不知道。黃郛是初從上海來的。黃也是浙江人，蔣的同鄉，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後，往日本振武學堂留學。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進攻上海，任陳其美的參謀長，和蔣也曾「換帖」。黃氏後來迭任北洋政府要職，1924年曾一度出任內閣總理。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但見其風度翩翩，能說會講，而舉止從容，一望而知為一十分幹練的官僚。他來贛何事，我們也不得而知。唯當時漢、潯一帶黨報對黃氏攻擊不遺餘力，罵他是政學系北洋舊官僚，軍閥的走狗，不應讓他混跡於我們革命陣營之內。蔣總司令為此曾在紀念周上大發雷霆，說黃膺白（黃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難道我們革命，連朋友也不要了嗎？但是黃郛究為何事來南昌訪蔣，我們終不知其底蘊。
二
就在潯、漢對立的情形逐日惡化之際，我們東征軍的部署也逐漸就緒，計畫迅速肅清長江下游之敵，然後揮軍北上，統一全國。當時我軍整個北伐計畫的部署是對北面（河南）採取守勢，對東面（東南）採取攻勢。部隊分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而中路軍又分為江右軍、江左軍，向我附義的敵軍周鳳岐、劉佐龍等部也都編入戰鬥序列，參加作戰。當時指揮系統如下：
各路部署即定，東路軍遂於1927年1月中旬，自閩、贛兩省分途入浙。因何應欽已先期被任命為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遂另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率師由贛東進入浙境。中央軍的江右軍沿長江南岸地區東進，我的江左軍則自鄂東沿長江北岸區域東進，以安慶為目標。
我軍奉到新的作戰計畫後，全軍乃在鄂東一帶布防，待命東征，軍部則遷往漢口。我回到武漢，發現武漢三鎮已面目全非。群眾運動簡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漢口群眾和英水兵衝突，乘勢沖入英租界，英人見革命群眾的聲勢太大，不得已，答應將英租界交還中國。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軍心民心均大為振奮。
不過，武漢的群眾運動，已發生越軌現象。工會組織遍地皆是，罷工日有所聞，但是這種罷工多數為不合理的聚眾要挾。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已致資方完全不能負擔的程度。然各工會的要求仍是有加無已，以致武漢工廠、商鋪很多被迫歇業。連挑水、賣菜的都有工會組織，時時罷工以圖增加收入。武漢三鎮克複不到數月，竟至市況蕭條、百業倒閉，市上甚至有時連蔬菜也不易買到。而工人、店員等則在各級黨部指導之下，終日開會遊行，無所事事，呈現出一種狂熱奔放，但是卻十分不合理的怪現象。農村的群眾運動尤為幼稚。大地主不消說了，就是小地主、自耕農的財產，也被籍沒充公，本人甚或被槍殺。鄉村農會的權力，大得嚇人。譚延闓告訴我說，他茶陵家裡的佃農，也難逃此劫運。當時兩湖的工農運動的幼稚和過火，確是實情，真是一言難盡。總之，當時武漢和兩湖地區的社會秩序，被國共兩黨內幼稚的黨務人員，鬧得烏煙瘴氣。政府和黨部，初未加以絲毫約束，也是事實。我回抵武漢，便認為這是極大的隱憂。
此時黨政軍高級人員的反蔣空氣也已逐漸明朗化。「聯席會議」中人，為了遷都問題和蔣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說，軍人之中也醞釀反蔣甚烈。唐生智、張發奎等都已公開表明態度，只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表示袒蔣，然陳氏僅有一個軍，實力究屬有限。1927年1月中旬，蔣總司令曾親赴武漢觀察，渠見武漢風色不對，恐發生意外，稍留即去。蔣去後，親蔣的陳銘樞旋即被排擠去職，所遺武漢衛戍司令一職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軍軍長一職，則由張發奎兼代。武漢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蔣的政敵了。
三
在武漢當時的環境下，我的態度卻十分持重，我認為無論怎樣，我們國民黨斷不能蹈洪楊太平軍的覆轍而同室操戈，致功敗垂成。黨內糾紛，應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決，各方都應顧全大局，盡量忍讓。正因我這種顧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態度，我的處境遂十分困難與痛苦。武漢反蔣人士，認為我的態度有點中間偏蔣，足以維持蔣的地位於不墜，乃紛起包圍我，企圖以說服和利誘的方式來爭取我參加他們的反蔣運動。此時，跨黨分子和共產黨員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緘默，並未來我處遊說，只在一旁坐觀虎鬥。
常來我處喋喋不休的，都是黨政軍三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如徐謙、顧孟余、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郭沫若、鮑羅廷，乃至向以溫和圓滑見稱的老政客譚延闓。他們反蔣的理由不外數端：一是說，蔣在製造軍事獨裁。他在廣東已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現在已成為一新軍閥，本黨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凱必將重見於中國。再則說，蔣氏個性偏私狹隘，北伐各軍待遇懸殊。蔣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勢力，於德於法，均不足以為全軍主帥。還有就是說，蔣氏想以軍力挾持黨和政府於南昌，破壞黨紀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即是蔣脫離群眾，走向反革命途徑，和舊軍閥、舊官僚相勾結等。總之，蔣氏必須打倒或撤換。至少「總司令部組織法」應大加修改，以減少蔣的權力，防止其獨裁的傾向。
在他們苦苦糾纏之下，我實在疲於應付，有時也覺無辭以對，因為他們對蔣的指責和批評都極中肯，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不過，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們無法辯駁。我一再引太平天國為例，洪楊同室操戈，以致功敗垂成，殷鑒不遠。蔣的缺點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認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長處，黨以前也加意扶植過他，今天我們也可以善意地去幫助他，糾正他。斷不可鬧到決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臨陣易帥，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況，尤其會動搖軍心民心，乃至影響國際地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