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軍佔領長沙之前，全國各地認為我們的北伐不過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異，最多又是一次湘粵邊境的小戰事罷了。不僅北方軍閥如此看法，即廣州中央不少軍政大員對勝利也殊覺渺茫而一再遲疑觀望。但是當我七、四兩軍入湘援唐的部隊迭克名城之後，全國的觀感便不一樣了。首先，中央軍政首腦對勝利增強了信心，蔣總司令於7月9日轟轟烈烈地在廣州舉行就職典禮，正式誓師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蔣總司令也率其第一軍一、二兩師（當時戰鬥序列為總預備隊）自廣州出發北上。到此，全國各界才知我們是傾全力北進，決心和軍閥作殊死戰，與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勢已不可同日而語。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巨頭，開始對我們這一新興勢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計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違的地方勢力，也開始和我們通款曲，冀圖加入革命陣營。首先來歸的，便是貴州的袁祖銘。他聲稱願將他的兩軍改隸於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到7月中旬，經軍委會核准，遂委袁部師長彭漢章為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令率所部自貴州出湘西，直搗常德；袁祖銘本人並受委為北伐軍的左翼軍總指揮。
第九、十兩軍於7月中旬，由黔東向湘西前進，使我軍無西顧之憂。不久，第一、三、六各軍也抵達湘贛邊境，自攸縣至醴陵之線，東向警戒湘贛邊境。中路我軍則和敵相持於汨羅江兩岸。戰況膠著，雙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戰準備。
這時唐生智和我經常交換關於第二期作戰計畫的意見。我二人不約而同主張一鼓而下武漢。當時正傳廣州中央有人主張克複長沙之後，對鄂採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進攻。唐生智得報，焦灼異常。遂約我聯名函陳蔣總司令，詳細分析利害得失，堅決主張直搗武漢，截斷長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張。因先鄂後贛，為湖南當局切身利害著想，固為必須；而為北伐整個戰略前途計，也極為順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據此種論斷，擬具意見書，派人專程送往正在前進中的總司令部；並決定親往衡陽歡迎蔣總司令，當面解釋我們的意見。
我們於8月9日晨抵衡陽，同行的還有各機關和民眾團體代表數十人。蔣總司令偕白崇禧、加倫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談，甚為歡暢，唐生智因前線事忙，稍談即折回長沙，我卻和蔣氏詳談。唯此時歡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談出什麼結果。
當晚我又到白崇禧處坐談甚久，白氏這時才詳細告訴我他出任參謀長的原委。他說，最初他是堅決不幹的，但是當我們前方已打得炮火連天之時，而廣州總司令部還遲遲沒有組織。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兩軍在前線孤立無援，一旦吳佩孚大軍南下，豈非前功盡棄？所以他不斷地向軍委會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們眾口一聲地說，現在無人可負組織總司令部的責任，除非白氏答應為參謀長，才可著手組織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蔣總司令、李任潮等不時赴頤養園白氏寓所力勸，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託不得，最後才提出折中辦法，他要求將「總司令部參謀長」職銜之上加一「總」字，變成「總參謀長」，由李任潮擔任此一頭銜，而白氏則以「副總參謀長」名義，代行總參謀長職權。蔣總司令立即同意此一辦法，白氏才就副總參謀長之職，著手組織總司令部。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總參謀長的內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軍中仍呼白氏為「參謀長」的由來。
接著，我便問他一個多月來做參謀長的經驗和觀感如何。白說，事情非常難做。他說他以前做我的參謀長時，凡事他認為應當做的，他都可以當機立斷，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現在做蔣總司令的參謀長，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為廣東方面各軍人事極為複雜，系統各異。蔣總司令原為第一軍軍長，現在他雖然是總司令，但對第一軍難免有些偏愛，使其他各軍感到不平。軍中耳語、煩言極多，他身為參謀長遇到這類事件，簡直無法應付。加以蔣總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親，使參謀長益不易發揮辦事效率。所以白說他坐在參謀長的位子上，實在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總要請示總司令親身處理云云。
後來在長沙，我遇見了二、三、四、六各軍的高級官員，他們向我詢問前線戰況，同時也告訴我一些出發途中情況，以及總司令部中許多內幕情形。他們聽到我軍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戰績，都覺得戰事前途極為樂觀。但一提到補給的情形，不免異口同聲地怨言四起。他們舉個明顯的例子說，各軍出發以來，例須按期發放草鞋。然蔣總司令卻吩咐，他的第一軍每一士兵發給兩雙；其他二、三、四、六各軍，卻平均每一士兵連一雙草鞋還領不到。
他們同時又抱怨蔣總司令治軍無法度，遇事不論軍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時第一軍中黃埔出身的中下級軍官鬧虧空，發不出薪餉來，其上級無法解決時，照例只有報告總司令。蔣總是說：「把他叫進來！」這營長或連長被叫到總司令辦公室後，蔣便責問他為什麼鬧虧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說：「報告校長！我一時行為失檢，把餉銀賭輸了，發不出餉來。」蔣聞言大怒，頓時罵得他狗血淋頭。但是罵過之後，還寫一張便條手諭，叫他拿去向軍需處領錢，將這軍官的虧空補發了事。他對這個犯法的軍官不特不加處罰，甚至認為他誠實，頗可嘉許呢。
據他們說，諸如此類的滑稽劇，當時在軍中時有所聞。黃埔學生都知道蔣總司令這一套作風，因而都喜歡單獨求見「校長」。他們對「校長」的處理辦法，亦從不諱言，並津津樂道，以誇耀於人。故全軍上下，皆耳熟能詳。因而所謂層層節制、按級服從的制度，可謂蕩然無存。蔣氏不但不以為慮，還以黃埔學生忠於他個人為得計。
告訴我的人，說到這類故事，都感覺十分憤懣。所幸我第七軍的給養，由於中央不肯統籌，而單獨成立一軍需系統，沒有捲入這一漩渦。所以我聽到這些怨言，未便多作評論，以增加軍中內部的困難。然而我心中卻感到一種隱憂。我覺得我們北伐的勝利，一定可操左券，但是我們的內部問題，可能亦隨勝利而擴大至不可收拾。
二
8月10日午夜，我和總司令部一行遂同乘小輪北上，在株洲換乘火車。11日夜半抵長沙。此時北伐軍重要將領多在該處。蔣總司令之外，計有參謀長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蘇聯顧問加倫、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公博、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和我。此外還有各軍參謀長、師長等多人，濟濟一堂。12日晚遂由蔣總司令召開軍事會議於長沙前藩台衙門，討論北伐第二期作戰的戰略計畫。
長沙會議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個戰略會議。此一會議所要決定的便是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的初步戰略。但是我們北伐軍的實力實極有限。除原有的八個軍外，另有袁祖銘部兩軍的附義。8月初，江西方本仁聲稱加入革命，暗中受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所以長沙會議時，我們總共有十一個軍，不到二十萬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軍戰鬥力稍強之外，其他各軍戰鬥力俱屬有限。至於秘密附義各軍是否可靠，更有待於考驗。
然我們所面臨的敵人的實力則數倍於我軍。正面的敵人是吳佩孚，所部駐於京漢沿線，號稱二十四萬。吳氏自1925年冬和張作霖取得諒解後，化敵為友，於1926年春雙方聯合夾擊馮玉祥的國民軍於南口。馮軍敗績西潰。吳佩孚乃將北路精兵南調，欲於瀟湘之間，和我們革命軍一決雌雄。
長江下游的敵人為孫傳芳。孫氏擁有五省地盤，自稱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兵力也號稱二十萬。孫氏治軍素稱能手，又據有全國富庶之區，所部訓練有素，餉糈充足，向稱能戰。
至於奉軍張作霖所部，則較吳、孫的部隊更為精銳。1926年春，張氏擊潰馮玉祥入關，佔領天津、北京，儼然中國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魯、熱、察，號稱三十五萬人，戰將如雲，聲勢極為烜赫。
此外，窺伺我後方的雲南唐繼堯也有三四萬人之眾，隨時有入侵廣西的可能。
綜計此時和我革命軍為敵的全國大小軍閥，實力約在一百萬人以上。以我革命軍區區十餘萬人的基本部隊，若欲掃蕩軍閥，統一全國，則必須運用機動戰術，出奇制勝，掌握有利時機，對敵人各個擊破。
在長沙會議時，蔣總司令首先發言，略謂：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張對鄂暫時取守勢，將主力移向江西採取攻勢，旨在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各位同志對此建議有何意見？我即起立發言，竭力主張趁吳軍南北疲於奔命之時，用速戰速決的戰術，將敵援軍各個擊破，直搗武漢。然後以大別山、桐柏山為屏蔽，扼守武勝關。北則可進窺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長江順流東進，則孫傳芳五省地盤，已為我革命軍三面包圍，底定東南，也非難事。且當總司令誓師北伐之時，我中央已決定對孫傳芳採取懷柔政策，派人聯絡，希望與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