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廣州策動北伐的時候，和廣州方面黨政軍各層幹部同志以及各種民眾團體也有聯繫，因有機會對我方革命陣營作一番更深入的觀察。
開頭給我印象最深的為革命的群眾運動。我初抵天字碼頭時，各民眾團體代表歡迎的為數甚眾，旌旗飛舞，鼓樂喧天。群眾高呼「歡迎革命領袖」、「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聲震天地，情緒十分熱烈。
在廣州期間，曾參加過無數次民眾團體的歡迎會，接受他們的慰問和獻旗。這些民眾團體都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組織的，計有工會、學生會、商會、店員工會，乃至攤販工會、人力車夫工會、海員工會以及各地前來廣州開會或受訓的農民協會的代表。他們都是活潑、熱忱、充滿革命熱血的青年，對廣西方面拚死力拒唐繼堯東下篡奪革命根據地的血戰，都讚揚備至。同時他們對我們在廣西統一的艱苦情形，以及助成廣東統一的功勞，都有深刻的認識。深使我感覺知音遍海內，而受到莫大的鼓勵。
不過在這革命空氣之中，我也漸漸看出了一種潛伏的危機，那便是國共兩黨乃至本黨領袖之間的暗訌。國民黨是個很大的政黨，黨員極眾，可說是少長咸集，良莠不齊。其中青年的黨員們和一部分少壯派的領袖們都熱情洋溢，堅苦卓絕地為革命而奮鬥。其革命熱情有時竟發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黨員裡面，卻雜有官僚、政客和腐敗的軍人，思想陳舊，生活腐化，對革命意義一無所知。而他們也混在革命陣營內高喊革命，掛羊頭賣狗肉。因此在國民黨內已劃分成兩個集團，彼此迥然有別，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長此以往，難保沒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黨員和少壯的領袖卻是「跨黨分子」。他們是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信仰不同，背景各異。他們和國民黨的結合是暫時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揚鑣。不過他們多半是青年分子，對革命狂熱奔放，極少腐敗分子摻雜其間。他們平時雖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但是暗地裡卻發展其共產黨的組織。他們勾結熱情的國民黨中少壯分子，互相標榜，於是國民黨本身裡面，暗鬥愈烈。
再有，本黨中央領導機構也極不健全。總理逝世後，獨樹一幟的「西山會議派」固不消說，在廣州中央方面，汪、蔣等各為私利的明爭暗鬥，也不足以表率群倫。當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先生，縱橫捭闔，予智自雄的作風也很欠正派。
國民黨改組之初，蔣先生尚非中央委員，但是在總理北上後兩年之內，一躍而為黨內最有權力的領袖。其權力增長的過程，實得力於權詐的多，得於資望功勛的少。論蔣的手腕，起初聯絡汪兆銘、廖仲愷、蘇聯顧問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等，以打擊「西山會議派」的元老集團，並排擠胡漢民、許崇智等。胡氏和西山會議派的勢力既除，蔣氏又利用黨內一部分反共情緒和「西山會議派」等取得默契，發動3月20日中山艦事變，拘押俄國顧問，並逼汪兆銘去國。汪氏既去，蔣又施展手段，將其政變越軌行為嫁禍於人，將反共甚力的所謂右派軍官如十七師師長兼廣州警衛軍司令吳鐵城及其他反共領袖等拘押，通電痛斥「西山會議派」，以取悅於蘇聯顧問及中國共產黨以自固。這種種都足以說明蔣氏的才過於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時我們在廣西原是獨立發展，然後和廣東方面合作的。雖然我們對廣東的政潮起伏，引為隱憂，但是我們實際上尚未被波及。我們只希望和廣州中央精誠合作，以完成北伐，實行主義，並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來消弭廣州中央方面的內訌。所以對中央各領袖，都無分軒輊，同樣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師。
二
在廣州時，我對共產黨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許多共產黨的領袖們和他們重要的同路人，這時我們都是第一次會晤。當時廣州共產黨第一號領袖譚平山曾來拜訪我。譚是共產黨員，卻是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他是廣東人，為人極老實厚道，頗為可親。周恩來這時也見過，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來看過我，他給我的印象極好，為人老成練達，是一位勤勤懇懇的人物。葉挺此時任第四軍獨立團團長，時到軍部，故常常見面。葉氏短小精悍，有熱情，有朝氣，將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說是頭一等的人物，可愛可敬。我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會議席上。毛氏那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的農民講習所所長，並曾擔任短時期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氏時常穿一件藍布大褂，長得身材高大，肥頭大耳。在議會席上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總是斬釘截鐵，有條不紊，給我印象很深，覺得這位共產黨很不平凡。
在廣州的共產黨同路人中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鄧演達（擇生）了。鄧為廣東人，保定軍校畢業後，回到粵軍中服務。討伐沈鴻英時，渠在粵軍第一師中任團長。嗣後赴蘇聯和德國留學，回國後遂服膺社會主義。此時在軍委會中任職，專司軍中政治工作。鄧氏生活刻苦，精力過人，每日工作十餘小時無倦容。他對革命工作的狂熱，幾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鄧氏為人極正派，是非之心極為強烈，他任事和待人實是可欽可敬的。當時郭沫若也隨鄧氏來拜訪過我兩次。郭氏愛說愛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體說來，我當時對廣州方面的所謂跨黨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壞。他們都勤勞刻苦，熱情洋溢。雖然和我們因信仰不同，難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對他們的任事作風是很佩服的。不過廣州當時的崇蘇風氣卻使我感覺不滿。蘇聯顧問們在廣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鮑羅廷的公館，大家都以一進為榮。一般幹部如能和鮑某有片語交談或同席共餐，都引為殊榮，大有一識荊州，便足驕人之概。這種心理其實和洋行大班無異，甚是可鄙，我為此事頗感不懌。所以我對共產黨人看重之餘，這一點卻引為遺憾。
我到廣州後約兩星期，蘇聯顧問鮑羅廷特地為我舉行一盛大宴會，到中央黨政軍首長和各團體代表幾百餘人。席間，主人鮑羅廷講了一大套革命理論，並著實把我恭維一番，然後請我發言。我起立道謝，先就鮑氏的話恭維蘇聯一番，說蘇人仗義援華，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奠立今後中蘇的友好，並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聲。接著，我便說當今我們革命根據地有一極不好的現象，各級幹部和人民團體負責人都以出入蘇聯顧問之門為榮，稍受青睞便沾沾自喜，四處驕人。其實蘇聯顧問來華助我，實在是發乎道義，出乎至誠，他們並不希望我們的阿諛諂媚。如果我們不了解蘇聯顧問同志來華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經理的態度來取媚於蘇聯顧問，反使我們蘇聯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誠無法表達。所以我一再強調說：「我們革命同志不可忘記我們的革命天職。我們尤其不要把蘇聯顧問當成主人，我們自己當成客人。我們要以主人的態度來敬客，不要學洋行大班的習氣來奉承上司。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遠道而來的友邦顧問！」
我演說的前半段引得掌聲四起，賓主均眉飛色舞。但當我說到後半段時，全場便顯得沉寂了。那時鮑羅廷的翻譯似乎是張太雷，也停止了翻譯，場面顯然有點僵，但是我仍暢所欲言。主人和其他賓客都知道我是遠道而來，並不依賴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對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納之，未發生其他的反響。嗣後，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稱讚，說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時弊云云。其實我所說的都是平心之論，對任何方面俱無成見。
鮑羅廷之外，蘇聯顧問中和我往來最多的便是加倫將軍。加倫將軍身軀修長，為人沉默寡言。關於戰略戰術，渠都有獨到之處，不愧為一卓越的軍事家。凡渠所發言，都從純軍事觀點立論，極少涉及中國的政治問題，確是一難得的人才。聽說後來張鼓峰事件時，他因力主對日作戰，被斯大林槍斃，實甚可惜。
然而蘇聯顧問團最初派往第七軍的顧問馬邁耶夫卻是一外行。馬氏工人出身，對軍事並無所知，因他稍諳華語，遂被派到第七軍做顧問，濫竽充數而已。後來北伐軍到江西，馬氏去職，代他的名西干，卻是軍校出身，曾任軍長，在軍事上比馬氏高明多了。
大體說來，當時蘇聯來華的顧問品質都很優良，誠實刻苦，不大說話。日常生活規規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調回國，所以他們謹言慎行，較一般中國人更守規矩，故頗受中國人的歡迎。蘇聯顧問這種作風適和美國顧問成一對照。美國顧問因管束較松，平時言行俱不若蘇聯人的謹慎，加以他們大半有優越感，言行極為驕縱，一般中國人對他們都有敬而遠之的感覺。美國顧問之所以不能深入群眾，此實為主要原因之一。
三
在廣州時，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經常保持接觸。一般說來，印象都不算壞。當時的風雲人物如徐謙，也曾來拜訪我，我也回拜過。徐是前清進士出身，這時已五十許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駝；說起話來，滿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頗能使人折服。聽其言而信其行，還以為他是個有操守的革命領袖，後來聽說他在司法部部長任內，濫用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