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長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產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產時共有田地六十多畝。祖父母保留十餘畝為養老之資，我父與春華叔各得二十餘畝。我們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費便全靠這二十餘畝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賴我母克勤克儉，撫養我兄妹八人至於成立，劬勞之情，有筆難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個性倔強、任俠好義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時也極端勤勉好學。他生在文風極盛的臨桂西鄉，耳濡目染已足勝人一籌，而他又投拜於名師門下，進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師李小甫先生，與我們同姓不同宗，也是當時的奇士。他是我鄉的一位名舉人，然自中舉後，即無意科場，隱居故鄉，終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薦他做知縣，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問其故，他說他不願為腐敗無能的清廷作鷹犬，更不願與捐班出身的貪婪官吏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強。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風亮節聞名鄉里。先父慕其名而義其行，遂拜小甫先生為師，就讀門下。其一生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範；淡泊名利，無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響。
小甫先生不但無心功名，其思想也極為新穎。在家鄉竭力破除迷信，主張興學堂，辦實業，為地方興利除弊。他因深知科舉制度當廢，乃親自將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進教會學堂。其後行三的德晉考取官費留學美國，學習土木工程，和中國最早的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先後同學。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師的兒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後，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禮，對中國盲婚的習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寫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歲時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訂下的未婚妻解約。女家父母卻認為無故退婚，有辱門楣，乃嚴詞拒絕。這事鬧得滿城風雨，遠近皆知，鄉民不知真相，傳說紛紜。有的甚至說李君在美國已被彼邦巫醫，為取睾丸配製藥丸，將其閹割，致失去性機能，不得已而要求退親云云。輾轉相傳，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見當時新舊習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眾排外情緒的熾烈了。李舉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極勤勉好學，所以先父在當時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為意。一試未酬之後，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後丁憂六年，因守制下場，遂未再試。從此也就無心仕途，以其餘生在家設館授徒。
在先父壯年時期的中國，已與祖父當年迥然不同。清廷腐敗日甚，外患有增無已，瓜分大禍迫在眉睫。這時革命熱流已極澎湃，戊戌前後的維新思潮尤風靡一時。在這種風氣激蕩之下，培英公也成為我鄉革命派激烈分子領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毀廟宇、興學堂的主張，引起了當地守舊派的劇烈反對。那種主張在當時是件很不平凡的事。舊時代的農村社會原極迷信，更加以統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於就範。於是人民不但認為富貴榮華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於魑魅從中作祟。平時求神拜佛，燒香還願，都習以為常。若逢祈雨驅鬼等大事，且由專業此道的道士主持。這種道士，有事相召時即來設壇作求神、驅鬼等各種法事，無事時彼等也另有職業。為首的雖或以道士為專業，但其門徒卻都系普通農民。
這種道士有時亦確有些巫術。我鄉的道士有時為病人驅鬼時所表演的巫術亦頗足驚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長坑，在坑內燒炭，當炭火熊熊時，渠即喃喃念咒語，然後將農家所畜的鴨一隻，驅其踏火而過，而羽毛足爪毫無損傷。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過不被灼傷。這或系一種魔術，然而鄉村愚夫愚婦便以為道士確是法力無邊了。故在專制時代，朝廷嚴禁和尚、道士入場考試，以示其人格在社會上低人一等。為的是怕他們憑藉邪術，煽惑民心，與統治者爭奪天下。
我鄉還有許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遊行時，不許人戴草帽或持洋傘。「洋傘」為東洋舶來品，因「洋」「陽」同音，故被認為有觸禁忌。過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眾追逐、毆打。必至將傘帽撕毀才罷手。所以每當祈雨行列經過時，行人都要在驕陽下把草帽洋傘收藏起來，而觀者更四處尋覓追逐戴草帽、持洋傘的人以為笑樂。然戴斗笠、持紙雨傘的則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傘都是下雨的象徵。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勢危急時，她也請了道士來家「驅鬼」，但不讓父親知道。當父親在病榻上聽到外面的嘈雜聲，問是什麼事，我們都設題騙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發雷霆的。
我們鄰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後，或逢農曆新年，農民們都要演戲酬神。若不演真人戲，便演木偶戲，也十分熱鬧，但是我父從不參加，他對迷信總歸是深惡痛絕的。他這種態度的養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當時維新風氣的影響。不過他對於求雨一道似不如對他項迷信反對得激烈。求雨時，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參加遊行，我有時要求前去參與熱鬧，我父並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鄉間，因為思想較新，加以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惡勢力的攻擊，而先父對他們亦不稍讓。我鄉當時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魚肉人民的情形，隨時都有，而先父和他們衝突的情形，我今日回憶起來，猶歷歷如見。這對我童年心理的影響，決定了我後來統兵治政的整個作風。我本人是曾經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後來約束官兵、告誡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時希望使我幼年間耳聞目睹的事，永不復現於中國。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強、富於冒險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師終其生，因而他時時想遠走高飛，創立一番事業。光緒三十年（1904年）時，他忽然聽說洋人在香港招募華工出洋工作，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到海外遊歷，闖闖世界。於是他就結束了教館生涯，不顧家人的勸阻，毅然去香港應募，當了華工，隨即出洋到了馬來西亞。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談瀛的影響，以為海外浪闊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負。誰知一到馬來西亞，始發現為洋人所騙。華工的生活慘於牛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驚心。不久便發生了當地華工團結抗暴的運動。先父因為是個讀書人，所以被推舉為華工代表，與資方的英國人實行鬥爭。經過年余的奮鬥和交涉，被資方解僱，遣回香港，乃結束了他的一場海外歷險記。因此他後來一提到英國資本家便咬牙切齒，痛恨入骨。
先父體格素健，但他畢竟是個書生，體力勞動非其所長。他在馬來西亞做工時，多半時間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寫家信，或其他筆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換體力勞動。在家鄉時，他也因為終日教館，無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們自己耕種。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勞動遂由我母擔任，我們弟兄不過從旁協助而已。農忙時我們偶爾也雇請短工，但那是極少的例外。提起我鄉婦女的勤勞，舉世實罕有其匹。廣西婦女多不纏足。舉凡男人能做的勞動，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婦女都和男子一樣地操作，從無稍異。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時。婦女則不然，白天她們和丈夫、兒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們還要煮飯、洗滌、紡織、縫紉和哺乳幼兒，工作倍於男子。生活的痛苦勞瘁，實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親劉太夫人就是這樣一位勤勞的婦女，更因父親教館，不能操作，母親難免分外辛勞。
當我七歲時，我家便已析產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漸增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家庭經濟總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債，甚或賣去一兩畝田地。那時我們唯一可以借貸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劉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儉以興家的。每年都有餘糧，以高利貸出營利（這時鄉村貸款的利率，有時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黃不接時，母親便去外公家借貸，我外公和兩位舅舅為人甚為寬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長者，對我們極願幫助。無奈我外婆，雖然聰明幹練，但生性極為吝嗇，自不願常把糧食無利貸與我們。我幼時常跟隨母親挑了擔子去外婆家借貸，有時借得少許，有時甚至紅著眼睛，空擔而回。
記得有一年糧食歉收，新谷登場尚需月余，而家裡穀倉顆粒無存，米罐子又已見底，情形嚴重極了。於是母親要我也挑了籮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後，外公外婆留我們午餐，卻故意裝作不知來意的樣子。飯後，我們應該回家了，母親才不得已說出想借糧食的事。外婆臉上頓時就有不愉快的表情，並埋怨我們不該常來借貸。她說現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給我們的當然不好意思要息，不過損失未免太大了。母親卻說，每年不夠吃，實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懶做所致。外婆和母親因為是親生母女，說話當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讓，遂吵起嘴來。母親一氣之下，便流著眼淚，索性不借了。我們母子兩人挑著空擔子回家，當時母親心頭的辛酸，實無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勵我長大後必須努力做事，不可依賴別人。她說自己親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