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這本書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業的最完備的記錄，又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歷程的最忠實的寫照。
這本書也是我個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費力最大、遭遇困難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書。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歲月，始製造出本書中許多驚人的故事。我則用了將近六年的光陰——平生治學生產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陰——才把它用中、英雙語記錄下來。
本書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藉助翻譯之用。按照李氏與原資助單位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訂的合約和撰述計畫，是在本書英文版發行之後，始能加以整理、潤色，然後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書英文版尚有待殺青之時，李氏忽於1965年夏，秘密離美，以致本書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無法著手——蓋格於學術界的規律，李氏這位「口述者」一去，我這位「執筆者」，縱在詞句上亦不應易其一字，所以本書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畢竟是「草稿」，其不完備之處，就毋待多贅了，只祈讀者知而諒之。
這本書的作者，雖只限於李公和我二人，但它畢竟是一部長達五十萬言的「巨著」。「口述者」和「執筆者」之外，其他有關各項雜務，牽涉的範圍之大，實是一言難盡；正因其如此，則「執筆人」之協調多方，嘔心瀝血之情，也是說不盡的。其中一部分辛酸歷程，我會另有文字記錄，聊備鴻爪；至於撰寫期間所遭遇的學術性的困難，我在本書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總之，本書自動議磋商到付梓發行歷時逾二十年的一系列過程中，它嵌在我個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終生不滅的。它今日之終能以現在形式出版，也可說是「執筆人」的一部「發憤之作」吧。
可是，「衣帶漸寬終不悔」，不管它曾給予我多少困擾，今日回思，我仍覺得我當年不顧一切，堅持把這份中文稿——這份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部所完成的唯一一份漢、英雙語稿——寫下去、留下來的決定，是正確的；其正確性則反映在當代史籍上所發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畢竟是在中國歷史上做過「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國」這座高樓大廈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沒有這根柱子，則今日這座大廈，可能又是另外一棟不同的建築了。
李宗仁是怎樣在「近代中國」發生其支柱作用的呢？我們試翻史冊，就不難一目了然了。
中國之所以形成當今這個局面——不管是好是壞——國民黨當年的「北伐」（1926～1928年），實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礎則又建立在「兩廣統一」這個歷史事實之上。但是撐起「兩廣統一」（1924～1925年）這半邊天的，則是廣西的統一（廣西統一較廣東為早）。
廣西於1925年秋季統一之後，在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這三位青年將領的領導之下，竟一反當時各省割據自雄的時勢，而投入蝸居廣東的國民黨之懷抱來「共同革命」。在那個個人行為足以影響一個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的時代，他們這三位青年將領——所謂「廣西三傑」——的胸襟和氣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們這一決定，才能使「北伐」從構想成為事實。而在他們這三人之中，李宗仁實是決定性的人物。他們可以無「黃」，也可以無「白」，卻不可無「李」。
廣西的統一和兩廣的合作，實繫於李宗仁的一念之間。李氏如一念及邪，則那個風雨飄搖的廣東地方勢力，所謂「大元帥府」，是經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再談談「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國共之爭。共乎？國乎？汪乎？蔣乎？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李宗仁那支「第七軍」，實是勢足扭轉乾坤的中間力量。他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
這支中間力量的如何使用，實憑其指揮者的個人意志之用藏取捨，而李宗仁所做的擁蔣的個人決定，也支配了當時中國歷史所走的方向。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代如日中天之時，實是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之日。不論治績如何，維持東亞大陸之統一，畢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國中央政府推行各項設施的先決條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國民黨於1928年統一大陸之後，竟於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來個「同黨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內戰，終於在東北邊陲打出個「偽滿洲國」；在長江沃壤的核心，打出個「蘇維埃」政權。從此國民黨的統一大業，便成為泡影，永不再來。
這樁歷時三載（1929～1931年）的蔣、李、馮、閻「同黨操戈」的孰是孰非，歷史學家言人人殊。這個「言人人殊」的爭辯，今後恐將延續一千年，而終無結論。
但是歷史學家如姑置是非於不論，只談事實，則這樁國民黨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1929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1930年），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1929年，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面了。
李宗仁個人的態度，對1933年的「閩變」、1934年的紅軍長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事變」和是年冬的「雙十二事變」，都有其決定性的影響。
其原因便是抗戰前與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勢力，如盤踞閩、粵的舊「四軍」諸將領，以及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西北的諸馬，他們對南京的態度，多半是以廣西的李、白馬首是瞻的，而他們二人畢竟是這家掛著「青天白日」商標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勛、最有聲望，也最有實力的股東。
桂系在當年的地方勢力之中，是有其「帶頭作用」的。它與南京「中央」，不但淵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設上的成績，也足為各省模範。李、白二人如擁護中央、服從政令，則舉國大小諸侯，多會聞風景從。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帶頭造反，則各地地方勢力，也會作或明或暗的響應。「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和平解決，李、白二人態度之審慎，不能說對張學良最後之「懺悔」，沒有其一定的影響。
「抗戰」開始之後，桂系之盡釋前嫌，無條件地「共赴國難」，實是抗戰初期舉國軍民最大的興奮劑和定心丸。當時名學者傅斯年便曾說，廣西的全省動員，該打「一百分」。老實說，沒有這個一百分，則抗戰開始之後，可能就難以為繼。
但是我們亦不能否認，所謂「桂系」，在抗戰後期與重慶中央貌合神離，在地方政權中，貪污腐化、擁兵自重，也是國民黨政權軍令、政令始終不能如臂使指、絕對統一的最大障礙。相反，當時「桂系」與「中央」，如能精誠團結，整飭貪污，提高效能，則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內部問題——如政治經濟的改革，半獨立性的地方政治和軍事體制（所謂「雜牌」問題）的整頓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黨專政」不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左丘明記臧哀伯之言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國民黨當年的問題，便是「官邪」的問題。「官邪」之所以不能解決，實是派系傾軋的結果。
國民黨當年的「派系傾軋」，原不限於「桂系」與「中央」。「中央」系統之內的派系，亦傾軋無已時。是非雖不易談，而事實則至明顯。李宗仁所領導的這個「桂系」，實是當年國民黨「派系鬥爭」中，僅次於「中央」的實力派。在整個國民黨崩潰的體系之中，相與爭權攘利、貪污腐化，結果覆巢之下，終無完卵，也是他罪有應得的。
國民黨在抗戰之後，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奪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讓賢，乃派系自殘之結果。
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馬歇爾之建議）退保華北；華北不守，亦可割江而治。1949年以前，全國精華所在的「長江以南」，原無共軍的一兵一卒，而當時對世界共產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斯大林，亦嘗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據當年美軍名將魏德邁之觀察，國民黨如尚余「一把掃帚」，便足以阻止中共打過長江，而況當時國民黨尚有百萬哀兵、艨艟巨艦、鐵翼連雲！有本錢若此，竟至天塹棄守，任共產黨的軍隊席捲華南，如秋風之掃落葉，讀史者今日回頭，固知國民黨當年之潰敗，經濟、軍事皆非主因，癥結所在，仍繫於派系自殘之間也。
李宗仁事後向筆者力辯，渠當年絕無「逼宮」之事。白崇禧斯時密勸黃埔將領促蔣公下野，亦可能出諸「善意」。無奈「中央」與「桂系」積隙已深，神離而貌亦不合。蔣氏引退，則李氏豈能無「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蔣公擅權謀，懷德報怨，自有其「寧贈朋友，不予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