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小札之一
德剛按：1977年是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六十周年，也可說是中國「新文學」和「新詩」的「花甲大慶」！
經過六十年的發展，「白話文運動」今日可以說是「天下大定」。在文學創作上，白話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謬種」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新詩」呢？我們就不敢那樣肯定地說了。「新詩」雖然也有逐漸代替「舊詩」的趨勢，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樣禁不起風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適已開始「嘗試」做新詩了；六十年後這個「嘗試」階段顯然並沒有結束。相反的，當年「胡適之體」的新詩一出，閱讀的人數往往在百萬千萬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詩」似乎只有詩人們自己在沙龍之內，彼此欣賞，互相讚歎了。
照這樣發展下去，則今後的詩人可能就逐漸變成「五四」時代的遜清遺老。他們拖著辮子，在紫禁城內三跪九叩，互嘆忠貞，互擬謚法，自得其樂；皇城外面的世界，就和他們無關了。這種現象總歸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筆者受劉紹唐先生之託，正擬把胡適之先生當年口述的遺稿稍加整理之時，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縱先生自得克薩斯州寄來的信和詩。策縱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運動最有成就的學者，也是適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來我們有關胡適的討論和通信也是屢斷屢續的。這雖然是我們少數朋友間的私議，但是像周先生那樣有深入研究的學者，雖是茶餘酒後的閑談，亦每有深入獨到的見解。所以我連復兩封信央請他對「胡適的詩」發表點「有系統的意見」。如此將有助於未來詩人在創作上尋找新方向。
承老友不棄，在溽暑之際他復了我一封長信，也是一篇獨具隻眼的文學批評。因將原信寄請紹唐兄披露，以便公之同好。如因此而引起海內外更多和更深入的討論，那就是我們對新文學的花甲大慶最好的壽禮了。
德剛：
兩信都已收到，甚慰。近來因旅途轉徙多勞，作書頗遲。胡適之先生傳稿由你寫出，我嘗以為至當，盼早成，得先睹為快。你問我對胡詩的看法，這說來話長，現在你行色匆匆，我又忙於他事，只好簡略談談。
大約在1956年，我和適之先生在哈佛曾有過一些長談，除了討論到中國社會政治知識分子思潮等問題之外，也特別談起過他的新詩。問他為什麼不把《嘗試集》所沒有收入的詩，以及後來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做一詩全集。我說明以後的詩固然不會有那一集的影響了，但總還有歷史意義，而且可以綜合見到他個人對新詩的主張和努力。他很贊同我這看法，可是說，他似乎把一些稿件都放在某些地方，也許是放在別人處，卻記不清了。這很可以看出他晚年主要注意力已不在於此，這本來也是我們早已知道了的。
我嘗覺得，胡適的嘗試新詩，在見解主張上，除了受英國湖畔詩人的看法及美國意象派主張的啟發外，當然受中國傳統詩詞及同時代作者主張的影響也很大。在詩一方面，如元、白與袁枚，他在日記里早已提到過。在詞一方面，如前人所做淺近的小令，尤其如蘇、辛詞等，都是他的榜樣，從他後來和顧頡剛先生合編那本《詞選》，就可探出一點消息。此外我看他尤其受了一些通俗小說中淺近詩詞的啟發。試看他30年代寫《無心肝的月亮》時，在詩前還引了明人小說中兩句無名的詩：「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國舊式白話小說中引的或做的詩詞，多半比較淺顯通俗，因為茶餘酒後，說書人朗誦起來，聽眾才容易明白。胡適喜歡看小說，這種影響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很欣賞好的打油詩，甚至有些歪詩，我看這也對他不無影響。他早期新詩的試作，往往脫不了淺顯絕句、歌行、小令，蘇、辛所喜用的中調，以至打油詩等的氣氛，不為無故也。
至於同時代作者的影響，我曾在《五四運動史》里提到過比他較早及同時的白話報運動。在《海外論壇·定形新詩體的提議》里提到過梁啟超用曲牌白話譯英詩。在《論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第三二節里指出王氏對文學的許多先驅見解。這裡不再多說了。
我以為胡適的詩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淺而時露智慧。最好的幾首往往有逸趣或韻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淺顯平常的語言里表達言外一些悠遠的意味。這是繼承了中國過去小詩小詞一些較優秀的傳統。梁啟超說他特別喜歡的還是胡的小詞，可說很有道理。《嘗試集》中舊體小詩如《蝴蝶》、《中秋》、《江上》、《寒江》、《小詩》、《紀夢》、《秋柳》，小詞如《生查子》、《如夢令》，較長的如《百字令》、《臨江仙》、《水龍吟》，及數首《沁園春》，都可算好的一類；新詩如《一念》、《鴿子》、《人力車夫》、《老鴉》、《三溪路上大雪裡一個紅葉》、《一顆星兒》、《威權》、《樂觀》、《努力》、《示威》、《蔚藍的天上》、《一笑》等，也大致上合於上面所說好的標準。胡適的某些好詩，可用江淹的「明月白露，光陰往來」一語作評，也可用他自己的兩行詩——
蔚藍的天上，
這裡那裡浮著兩三片白雲。
作評。因為我手頭只有第三版的《嘗試集》，沒有第四版本，所以這兒也不打算作一一細論。
胡適詩雖然有上述的一些好處，但他還不能到達傳統那一類好的短詩里幽深微妙無盡意味的境界。第一，他立志要寫「明白清楚的詩」，這走入了詩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寫極端不能懂的詩之作者同樣妨礙了好詩的發展。要用淺近明白的語言寫詩，本是不錯，但優秀詩人必能使這淺近明白的語言變成「詩的語言」，含有無限別的意義，才能得好詩，所以雖是明白清楚的語言，卻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詩，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看似最明白清楚的語言，但詩人意指與詩趣何在，卻最不明白清楚。適之未能強調這一點，以致他的小詩小詞雖然也能偶然臻此境，而終於未能成大器，所以我說他的詩是「蔚藍的天上，這裡那裡浮著兩三片白雲」。白雲變幻，藍天深黝，本不可測，但適之只重其藍與白，故其成就也往往只是「這裡那裡浮著」罷了。
其次，胡適沒有宗教信仰的虔誠，從好處說，他不迷信，雖然也有他的固執處；但從另一方面說，他也沒有個人對大宇宙「深摯」的神秘感和默契。因此，他的詩不夠幽深，在中國傳統中不能到達陶潛、王維的境界，也不能到蘇東坡，因為胡又遠離老莊的幽玄和釋家的悲憫與他們的忘我。他可能只得到一些禪宗的機鋒，而他對科學的信心又拉住他向另一方向跑。在西洋傳統中，他也無法完全了解像華茲華斯、柯立芝、歌德或福勞斯特的對形而上的虔誠感。這最可從他和徐志摩兩人分別譯歌德的那首短詩Harfenspieler看出來，他譯的，韻比徐譯得好，文法較合理，但只不如徐的能引起我們一些虔誠的緒情。胡自己的詩也常不免缺少深度。
第三點，胡適詩最大的缺點——這與他個性也有關——是欠缺熱情或摯情。中國「詩緣情而綺靡」的主流與他淵源不深。他的詩與屈原、杜甫相去頗遠；也和西洋浪漫主義詩人不相及。只有早期的一二舊式詩詞，如《黃克強先生哀辭》等，及用騷體譯拜倫（斐倫）的《哀希臘》，是一二例外。大約因他學生時代終不能不受同時代中國青年一些愛國和革命熱情的影響，而且拜倫原詩本極熱烈而有思古之幽情，與胡的歷史癖也相合。以後他就和這種浪漫熱情的詩離得越遠了。他自己早已把《哀希臘》譯詩列在「死文學」的《去國集》里。我在他的「新詩」里幾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熱情摯情的詩來。
他在年輕時也早就了解他自己的個性太冷靜、太「世故」了，這在他《留學日記》里也已提到過。所以他的詩、文，都有點冷清感，與梁任公常帶感情的筆端大不相同。任公給他女兒的信尤其熱情奔溢。適之則「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顯得頗無情。他在1927年2月5日在美洲夢見亡女，寫了《素斐》一詩，雖自稱「醒來悲痛」，但詩寫得太做作、太輕浮、太不能動人感情了，前兩節還算自然流露，後兩節很快就顯得做作。這後兩節說：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剛說出「大夫」兩個字，
你那一聲怪叫，
至今還在我耳朵邊直刺！
……
今天夢裡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聲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間苦痛的記號。
（見《嘗試後集》，頁八二）
他把女兒臨死前的呼聲寫作「一聲怪叫」，很不近人情，而末了兩行那樣吩咐也是太輕鬆了。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們的詩，也都沒有熱情流露感人之處。後集里他哭丁在君的兩首七絕，還不如所附錄的丁寄別他的兩首表露了深切的友情。悼志摩一詩用他自己的貓名「獅子」做題，好像是想要以淺語表深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