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這個「大綱」，我們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開始了。首先由我攜了部笨重的錄音機——那時還沒有袖珍錄音機和卡式錄音帶（cassette）——到胡府「訪問」。最先胡先生約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飯。胡先生也預備在我們工作之前做點「home work」（準備點「功課」）。可是我第一次攜機訪問時，他已抱歉地說他的「功課」被人打擾了，沒有好好地做。
原來他出長「中央研究院」，久經醞釀，這時已正式發表。消息一出，我們的「口述歷史」做起來就有困難了。「職業化」的「口述歷史」是胡適之先生多少年的心愿。如今理想成為現實，他反而沒有工夫做了。
「官場」這個東西在我們「東方」的社會裡發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紐約的那個破公寓，以前雖然也訪客盈門，但是一看去，便覺得它有「觀光」氣味，胡博士送往迎來，也很像遊覽區內、專門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長（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長」新職一發表，氣氛就不同了。酋長大人倒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出入的客人卻由輕鬆的遊客，變為嚴肅的官僚了。這個觀光區，也逐漸變成衙門重地。胡公館門前所缺少的，也只是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
一個山野散人和一個一品大員之間的距離實在太大了。豈怪掌權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來？蘇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勢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這個東西在我們中華文化這個傳統里所作的惡，實在太多了！
正當胡先生為著做官而忙的時候，筆者也正忙著找房子結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後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張我們繼續工作。只是他已沒有太多時間「準備功課」了，就請我「多多偏勞」吧。所以當我們恢複工作時他只是零零星星地談，我也就零零星星地問。
那天歸來之後，我乃根據這個訪問錄音的片片段段，漏夜整理一番。並用打字機打出個「樣品」稿，拿給他看。胡氏讀後似乎很欣賞，因而也就決定了我們以後工作的程序。我們的程序是：我先把各章的情節研究一遍，擬出個有系統的小「節目單」，並把這些節目有關的資料和情節稍加彙編。「訪問」之時，我就根據這個單子和資料，向胡氏發問，或請胡公自動敘述。我們的工作中如發現問題，如正確的人名、地名、時間、地點、引文、中文資料的正確英譯、詞句的編排，校訂……則由我加以解決，並擬成一草稿以代替胡氏本擬自己動手的「功課」。然後他再根據我這草稿，作為第二度有系統錄音的藍本。如此則「功課」由我做，「口述」人的工作就清閑了；他只要根據這個草稿，做一番有系統地「口述」就行了。這樣也就不太耽誤他「院長」上任的準備工作。我們試了兩次，胡氏認為滿意，也就把工作規律化了。我這個助手雖然忙了點，然頗有「士氣」，也就不覺其忙。
我替胡先生所預備的草稿當然不免有錯。例如胡氏談到他們的「徽州朝奉」出外經商，照例是不帶家眷的。他們每三年回家探親一次，小住三月便去。如是者一世夫妻，實際同居不過三年而已。所以徽州人有「一世夫妻三年半」之語。我依照胡氏口述的錄音，最初算來算去只有三十六個月，所以我錯譯為「三年伴」。胡先生看了我的譯文，他覺得不對，掐指一算是「四十二個月」，應是「三年半」而非「三年伴」也。我當然遵命改正。可是我這位糊塗助手，對他們「徽州朝奉」夫婦之間這一筆糊塗賬，到現在我還未十分搞清楚。
文字的風格也是小問題。「胡適之體」的文章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平鋪直敘的白話文。譯成英文也是一篇平平穩穩、水波不興的敘事文。筆者為文涵養不夠，寫中文一落筆文白夾雜，起承轉合也欠平穩，文氣亦難免隨故事的高潮低潮而有起伏。有時偶爾我擬個短篇中文草稿。胡先生總是說：「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
「胡先生，」我說，「文言、白話、新詩、舊詩翻成英文都是一樣的啊！」
「這倒是真的！這倒是真的！」胡先生若有所悟地說，「新詩、舊詩翻成英文都是一樣的！」他老人家以前似乎未想到這個有趣的小問題！
我那個「文白夾雜」的壞習氣，在翻譯上說，也算不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壞」；好歹我們的清稿是用英文寫的，所以胡先生對我草稿上的中文和文言也就未加深究了。但是他總是勸我寫中文應該全用白話；文白夾雜，在他看來是很壞的習慣。我亦有心變革，但是積習難除。天下事往往是最容易做的事，最難做得到！如今年屆二毛，而文無寸進。我如果拜胡先生做老師的話，積習未改，實有辱師承！
胡先生根據我所整理的草稿二度口述之後，我於獨自「回放」之時，再用英語「校訂」（edit）一遍，便交予打字員，打出個「初稿」。我再把這初稿手校一遍，便交予胡先生核定而認可之，如此一章章地做下去，也倒沒有太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