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時就有巧合。正當我們為口述歷史職業化動腦筋之時，忽有一位前美國駐華記者羅拔·卜頓（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圖轉來紐約。卜君於1949年脫離新聞界之後，便自福特基金會申請一筆研究費，留在香港訪問中國共產黨創造者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工作經年，積稿數百頁。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卜君之「計畫」（project）原是由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出面「贊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經該校介紹來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ese History Project）從事校訂工作，因為這個「研究部」原是哥大、華大兩校聯合設立的。
筆者為著糊口，那時也在該部做個「半時研究員兼翻譯」，因而與卜君朝夕見面。羅拔是位十分爽朗熱誠的美國青年。我們個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處得如兄若弟。半時工作不夠糊口，筆者又在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個「半時助理研究員」，作為該所代所長C.Martin Wilbur（後取中文名曰「韋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國歷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題是「漢代社會史」；韋慕庭教授的研究範圍則是「北伐」；而筆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論文則是美國內戰期間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時的「研究工作」，說來可笑，我上午搞漢書，下午參加「北伐」，夜晚鑽美國檔案。一日三餐前後所「研究」的是三個毫無關係的學術題目！
好友羅拔對我這「一雞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為然。他認為我既然學位已快讀完，就應趕快脫離這三個不同的「勢力範圍」，來自己招兵買馬，像他一樣做個「割據一方」的「小軍閥」。
卜君之言可謂深得我心。可是「小軍閥」又豈是容易做的呢？羅拔給我的建議是仿效他的辦法，先找一位中國名人做訪問對象，然後再向福特基金申請一筆研究費，組織個小「計畫」。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無須再為人作嫁矣。卜君並說關於向福特基金申請補助，他可以幫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會的輔助政策正在向此方發展；第二，他的摯友包大可（A.Doak Bar）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過要怎樣去找訪問對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訴羅拔說，中國「名人」那時在紐約當「難民」的真是「車載斗量」了，不過我所認識的只有胡適之先生和陳立夫先生二人。卜君聞言大為高興說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應訪問就成。他說話的語氣大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過他認為陳立夫先生更具「誘惑力」。
立夫先生那時住在紐約郊外有六十英里之遙。我為歷史的好奇心所驅使，雖也曾隨老友張淵揚先生之後，去拜看過他一次，而我個人與立夫先生初無淵源，我又未嘗加入過國民黨。只有一面之緣，他老人家是否記得我名字還是問題。冒昧函請，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說還是胡先生對我比較適當，因為適之先生與我早已談過多少次了。
「『胡適』也絕對是個好題目！」羅拔說。所以我就向適之先生打電話了。
有關他的學生張國燾先生寫自傳的故事，胡先生這時還是第一次聽到。至於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歷史」進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當我把這些方面情形向他陳述時，胡公頗感興奮，並誇獎我「有辦法」！
胡先生和我談了一整晚他自己的「傳記」或「自傳」寫作應當採取的方式。談得起勁了，他並找出本地圖，用張薄紙蒙在上面，為我畫了一張他故鄉的地圖。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據卜君為我們的策劃：先由適之先生和筆者共同擬定一個研究計畫，言明進展速度和費用項目；然後由我二人聯名向福特基金會遞申請書，申請資助。我們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費」，也可說是「生活費」吧。那時福特基金對中國研究，揮金如土，所以羅拔和我們都很樂觀。
當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預備齊全之後，卻獨缺「東風」。原來一切研究「計畫」向基金會請款，一定要有個「贊助機構」。由這個機構來替你管賬、打雜。而胡先生和我這個小「計畫」應請什麼「機構」來「贊助」呢？「中國歷史研究部」？該部當時已接近尾聲。加以主持人魏復古教授又因政治問題與哥大同事意見相左，校園之內一個「驅魏」的暗潮正在滋長。「中國歷史研究部」之被迫遷，只是時間問題，它不可能「贊助」我們。
我們的另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選擇，便是「東亞研究所」了。當我把這「計畫」告訴遇我極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時，晏先生和晏師母也都認為和「東亞研究所」合作是順理成章的事。適之先生也認為那是「較適當的選擇」，所以我才去看韋慕庭教授，希望他「贊助」！
韋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擬的計畫，立刻就說：「你來的時間正好！」原來他在組織一個更大規模的「計畫」叫「中國口述歷史計畫」（或譯為「學部」，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組織了，把胡適和我所擬的小「計畫」就併到他的大「計畫」里去算了。
這種大魚吃小魚，大企業并吞小企業，大「計畫」并吞小「計畫」，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常規，是無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我那時本不知道韋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組織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計畫，我們也不會另行組織了。
胡先生和我這一小「計畫」之胎死腹中，對我來說，並無關緊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點失望。
「Wilbur是學什麼的？」胡氏問我，「他做得了嗎？」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胡先生對歐美「漢學家」不大信任的內心感覺。他並要我找一份韋氏的「學歷」來看看，並問他論文寫的是什麼題目。我告訴他韋氏論文題目是「漢代奴隸制度」，他的論文導師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ermann）教授 。
「他是Westermann的學生？」胡先生驚奇地問我。
「是的！」我說。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對魏斯特曼教授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實的。他對魏氏的學生也完全信任。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學的門戶之見。
關於我們那個「計畫」小事，胡先生以後也就未再提了。我當然也失去了一個做「小軍閥」的機會。其後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來年的「僱傭兵」，夫復何言！
以上這段小故事，筆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們，資歷較淺的，當然不會知道；年資較深的，可能也忘懷了！可是胡適之先生雖早已謝世，而當事諸人健在者猶多，口述歷史，均可複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