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既然對「我的朋友的朋友」要謹言慎行，他們之間的往還也就難免膚泛空虛。「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膚泛空虛或有所為而往還的往還，也就無「知心」之可言了。因此胡先生真正感覺到「言論自由」和「精神愉快」的還是與他那些大廚、企台、擔菜、賣漿、理髮、擦鞋……的「朋友」們的談笑。胡適之這個大企鵝是不會裝模作樣的；他和他們笑談之樂是他個性使然，而他們對他也是純真的既敬且愛。聽說他死後出殯的路途中，居然三輪車夫也拈香道祭。試問這些拉車的朋友何所求於棺材裡的胡適之呢？這種出於衷心的敬愛，才是真正的敬愛啊！
除此之外胡適之先生感到最自由快樂的，那就是與他的後輩和「學生」們在一起的時候了。胡氏最大的興趣是「講學」、「教書」或「傳道」。胡氏平輩的朋友們，雖然十個有九個半可以做他的學生，但是他對這批朋友則既不能講學，又不能傳道，更不能教書！在這方面，胡適之真是「不自由，毋寧死」！但是他對他少數晚輩和「學生」就不然了。對他們，他享有絕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言論自由了。
他可以對一批糊塗無知而對他十分真誠尊敬的學生們大談其什麼、什麼人或團體「混賬」！（胡適也是人，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道學」。）他也可以說某種某種團體「是個既得利益集團」，某個某個人是來「watch我的」！這種話「我的朋友」在「我的朋友的朋友」之間是絕對不會說的。
還有，適之先生基本上也是個國學大師，他的治學大體上也是以「整理國故」為主的。離開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胡適之就『繳械』了！」加以他又門戶之見甚深，又不阿從俗好，所以他對未讀過《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和《紅樓》、《水滸》的後輩也不大「談得攏」。他老人家雖然一輩子「西洋文明」不離口，他對真正受有徹底「西洋文明」洗禮而與「國故」無緣的「香蕉」反而無話可談，因而和胡氏往還的後輩，多半都是上述第三、四種模式里的文法科留學生。在他們的圈圈裡，他儼然是個在冰塊上踱來踱去、呱呱而鳴的大企鵝王（king penguin）。
不過隨胡老師在冰塊上踱來踱去的小企鵝們也知道，他們隊里的大王基本上是個學者、思想家，乃至傳教士，他不是政治領袖。胡適之是造不了反的。他老人家可以「立德」，更可以「立言」，就是不能「立功」！平時喜歡湊熱鬧。事未臨頭，可以說是口角春風，天花亂墜；大事不好，則張皇失措，執轡三失。
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來也著實可憐見的。後來我拜讀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對這件事始終是內疚彌深。「百無聊賴以詩鳴！」他老人家只好把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絕句》抄來抄去，以慰「我的朋友」的朋友，亦聊以自慰雲。詩曰：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可是等到溪水出前村之時，他老人家已墓草數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