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文字既有其發展中的「必然」後果，這後果對它所附屬的社會的發展，也就有其「必然」的影響。
其影響最明顯的一點，那就是在一個農業經濟（著重「農業經濟」四字）的社會之內，也就是魏復古所說的「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之內，大眾傳播工具（means of public media）甚為原始的時代，它必然會促成大型社會的分裂，至少它妨礙大帝國政教體系的統一。
在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裡，拼音文字是鼓勵方言發展的。一個大文化單元之內——如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區」（Christendom）——民族雜處，方言處處，如果其最高發展的文字是拼音文字，這個文字不特會妨礙這個文化單元內的政治統一，並且會助長「地方主義」（regionalism；provincialism）、「部落主義」（tribal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發展；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家給人足之時更是如此。因為天下太平，人壽年豐，人民衣食足，禮義興，弦歌處處，「方言文學」（vernacular literature）便會應運而生。方言文學大行其道，則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就不易維繫了。這便是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方言文學四起，狹義民族主義與之俱興，而導致現代歐洲分裂局面之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歐洲史上，羅馬帝國之覆滅從而發生了列國對峙之局；在中國史上——中國版圖比歐洲還要大——其發展卻適得其反。我們是由五霸七雄的覆滅而促成秦漢大一統之實現。嗣後中國的政治史則總是在「分久必合」的原則上兜圈子；而歐洲的政治史所表明的則是「一分永不再合」，連現在這個最起碼的「共同市場」也搞不起來，其理安在哉？！
須知基督教的教義是和我國的儒教同樣主張民無二王的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的。他們的統治者查理曼、拿破崙、希特勒等的野心也何嘗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下？但是他們便永遠無法克複歐洲部落主義和地方主義的阻力而統一歐洲大陸。何也？
原因當然是上萬的。但是最明顯的一點便是他們在大一統的必需的條件上「車可同軌，行亦同倫，而書不同文」！查理曼大帝國之內，各地區的人民，各言其所言，各書其所書。如此則帝國政令便無法推行，軍令便無法統一。結果全國貌合神離，一旦大帝龍馭上賓，則帝國土崩瓦解。
或謂西方無統一文字而中國有之，西方方言滋多而中國較少。這都是胡說。且聽聽孟子是怎樣說的。孟子說：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使而置諸庄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他老夫子這段話是說透了我們留美華僑子弟「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的現狀。筆者夫婦嘗不惜巨費，強迫子女習國語；但是眾美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華也，不可得矣。而今日港台父母則費巨帑要兒女習英語，日撻而求其英也，亦不可得矣。原來公元前4世紀孟子的時代，山東與安徽兩省之間的語言隔閡，亦竟有今日紐約台北之異！
可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今日卻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自哈爾濱向昆明畫一直線，三五千公里之內，皆說國語！」反觀歐洲，縱遲至今日，一山之隔仍有德、法、荷、葡之異。何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們傳統中國里的「學者文人」，把持了我們「守舊」的「形不隨音轉」的「方塊字」，從而限制了那在文法上善於「革新」的「小百姓」的方言的發展。
倒霉的中世紀歐洲士大夫，他們把持的是個「形隨音轉」的拼音文字——拉丁文，他們不但不能夠阻止方言的發展，那二十六個字母適足以助長方言文學的興起。結果，拉丁字母興而拉丁文亡，在歐洲六十多個地區，拉丁方言乃以不同形勢向後世發展了。
拉丁文之倒斃，真不知有多少歐洲士大夫，尤其是天主教堂里的教皇和僧侶們為之呼天搶地，力圖挽救。時至今日，西歐北美（可能包括港台）諸大天主教堂內，喃喃祝禱之辭，還不是拉丁文！
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畢業證書和歷屆畢業典禮中，學生代表致辭，照例都用拉丁文。此一荒唐傳統一直延遲至60年代中期，始為學生造反而廢止。待我最厚的業師——也是胡適之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哥大中古史名教授晏文斯（Austin P.Evans）先生，便曾力勸我習拉丁。因為在他老人家眼光里，一個學歷史的人，不懂拉丁，何以為學？英文、法文乎？下里巴人而已，哪能上得台盤？！
可是不管歐故大師們是如何地維護他們的道統，拉丁文還是短命死矣。它死得不明不白，不是因為歐洲曾出過什麼陳獨秀、胡適、吳稚暉，要打倒它。而倒霉的是它有二十六個字母，字母被竊，使他失去靈魂，乃被方言文學架空而死，不亦悲夫！
「拉丁文」先生人頭落地，妨礙了歐洲大陸的統一大業——至少是歐洲無法統一的最大因素之一；這一點，歷史家大概不易否認的。歐洲不統一，真正的農業大帝國便無法建立；沒有個農業大帝國，它就出不了像魏復古所說的「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han society）的傳統；沒有個強有力的「國家」去「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那麼小封建主就倒霉了。一旦「社會」上的「中產階級」，挾其「土地」和「資本」，來和小「國家」之主、大「教會」之頭，搞個民主奪權運動，「國家」（state）和「教會」（church）都無力招架，歐洲——乃至整個文明世界——的歷史就改觀了。
筆者作此「大膽假設」，絕無搞「文字決定論」的愚勇；只不過是說明文字發展上「偶然」的過程，對社會發展上「必然」的後果是如何地嚴重罷了。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總應該以「社會科學」的法則為出發點去「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乾嘉學派」倒字紙簍的「治學方法」是早已逾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