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現代派史學呢？
現代派史學家治史，簡單點說，就像一般遊客到錢塘江口觀潮。觀潮的人要看的是橫空而來、白浪滔天的海潮。至於那些在潮頭上搖旗滑水的「弄潮兒」，只是點綴而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重在潮的本身，而不在潮上面人為的表演。如果觀潮的遊客不看潮，只看「表演」，那就是三尺之童的興緻了。
所以在現代派史家看來，文武周公孔子秦皇漢武……都不過是弄潮豎子而已。他們在潮頭上的「功夫表演」，奚足深究？！
這一派史學原是西洋宗教改革以後所產生的「不斷進步論」（tinuous progress）或「無休止進步論」（endless progress）的餘緒，原是西洋史學上的偏鋒。可是在18世紀以後，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相繼發生，人類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波瀾。為檢討這一新波瀾所發生的當然和所以然，社會科學乃尾隨自然科學之後應運而生。再者「自然科學」充其量不過是一門研究「物」的科學；而「社會科學」則反而變成更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學了。
19世紀的歐洲真是人傑地靈。社會科學家專才輩出，人類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從此也就頓改舊觀，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經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論》、理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的《勞工論》、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資本論》、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論》等社會科學著作的精闢闡述，則人類群居生活各方面就無一而不可「論」了。既論之後，學者始恍然大悟，原來人類的社會和人類的軀體一般，也是個有機體；它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也不是就捉摸不定的。它亦有其發展過程中的「生理」和枯萎過程中的「病理」。在各家影響之下，那位最能虛心讀洋書的孫逸仙大夫也就看出馬克思只是個「社會病理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家」了。
社會科學大放光明之後，那位對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高論感到由衷敬佩的青年胡洪騂，也就改名「適」了。
胡博士讀《天演論》也有獨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聲：「拿證據來！」胡適一聽，大有道理，因而也跟著大叫——自北大紅樓一直叫到台大禮堂，叫到死為止！
社會科學大矣哉！它影響所及，奚止胡洪騂一人？20世紀的歷史學者——少數「老祖父」除外——誰能不受其影響？！大家一窩蜂地把「社會科學」搬進「歷史學」里來喧賓奪主，就變成「以社會科學治史」的現代派史學了。
所以現代學派里時髦先生們治史學，直如「通用汽車廠」造汽車，花樣是日新月異的——筆者以前就知道一位青年要用「計算機」來研究郭嵩燾！但是吾人如認為他們只有「花樣」而沒有「汽車」，那也是錯誤的。沒有汽車，台北街頭怎會有今日的繁榮？！
胡適之先生這個「新」文化大師，何嘗反對過「以社會科學治史」？只是胡公的「社會科學」還停滯在赫胥黎階段罷了！赫胥黎在六十年前是個「新玩意兒」，在六十年後就是個「老古董」。「老祖父」玩「老古董」，他對女孩子們穿游泳衣當然就看不順眼了！
「拿證據來！」誰敢反對？這是「拿繡花針」的最原始的訓練。但是它只是研究歷史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它可以在「乾嘉學派」里的經生們所搞的「考據學」和「訓詁學」里「充分」發揮其功能。它也是西洋傳統史學所搞的聖經「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和「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philology）里所必守的戒律（胡先生即常用上述這兩個英文詞語來翻譯「訓詁學」這一中文名詞）。可是「拿證據來」先生本身最多只是一種「古事研究學」（study of antiquities）或「考證學」（empirical studies），是「方法學」（methodology）的一部分而不是「歷史學」（histraphy）的本身。
適之先生在史學上的弱點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廢食」，過分著重「方法學」而忽視了用這「方法」來研究的「學」的本身。一個史學家如果搞來搞去搞不出「拿證據來」這個圈子，那他的史學研究的範圍也就很狹隘了。晚年的胡適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經注》，也就是這個道理！
《水經注》如果讓我輩小子來考據考據，說不定還可混個把學位。那已經有三十五個博士的老胡適也來搞，豈不是大材小用了嗎？胡適之大的問題不去搞，為什麼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說的「雕蟲小技」呢？無他！《水經注》就是一門最標準的「拿證據來」的學問。胡先生搞歷史，搞來搞去也只能搞點「拿證據來」的歷史。晚年退休無事，正如鐵鏡公主所說的「陰天打孩子，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有「讀書習慣」的胡博士也就撿個《水經注》來以遣老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