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先生全家離紐約之後，「天風社」的大樹雖倒而紐約市的猢猻未散。原「天風社」里的一批執筆人接著又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二字是顧獻梁提議的，取唐玄奘留學印度「白馬取經」之義。「文藝」兩個俗字則是筆者建議加上去的。因為不加這兩個字，敏感的人們很可能要懷疑這匹「白馬」的性質；加上了，別人知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獃子」，也就不會來找麻煩了。
胡適之先生對我們這個「白馬社」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林先生去後，胡先生就變成我們唯一的前輩和導師了。他顯然是把他自己所愛護的小團體估計過高，因而把它看成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
「白馬社」的組織，在範圍上說是比「天風社」擴大了，因為它有「文」有「藝」。紐約市那時倒是一個西方世界裡中國知識分子聚居的「中心」。黨政軍商學各界華裔首要之外，一般的「文人」、「藝人」也都麇居紐約，因為這兒是個歷史性的移民港口，歧視比較小，改行找飯吃也比較容易。紐約市更是個世界旅行家的必經之地。中國文藝界的過往客商，在紐約市上也是川流不息的。
不過「白馬社」那時不是個職業性的文藝組織。那是一批企台、打工的中國留學生所搞的一個吃吃喝喝的文藝俱樂部，也可說是個小文藝「沙龍」吧。他們之間沒有什麼「成名」的人物，他們也不歡迎「名人」來上山入伙。第一因為「人」既「名」矣，他就必然有或多或少的「政治」關係；政治先生一來，則難免要影響該社吃吃喝喝的俱樂氣氛。第二也因為這些「無名之士」中忽然冒出個「有名之士」來，那就等於羊群里忽然跑進個驢子，驢子和羊在一起吃草，對驢子既不公平，羊兒也會感覺周身不自在、不舒服。倒不如驢是驢、羊是羊，各安其分的好。
再者，「白馬社」里這批景蘭江、匡超人等一流賣頭巾的「詩人」們，也沒有人再把「文藝」看成終身職業了。他們對「開餐館」倒不無壯志，對做詩論文只不過當成「砍殺時光」（kill time）的一種方式罷了。有點文娛活動說起來總比打麻將好一點。
可是任何一種業餘嗜好——尤其是有集體性的業餘嗜好，搞久了，搞精了都會搞出點名堂來的。吳訥孫（鹿橋）就不是個職業作家，但是他那本足垂不朽的《未央歌》就是在「白馬社」時期脫稿的。周文中原來也不是職業作曲家。他先學化學，後學建築。「作曲」只是他的「業餘嗜好」。他那幾支蜚聲國際的現代樂曲，也是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後來他「不務正業」把化學和建築丟得乾淨，竟然做起哥大的音樂系主任來了。
當然我們當中也有職業性和半職業性的文藝後備軍。周策縱是學政治的。但是他那本以檢討「五四」時代文藝思潮和政治運動的權威著作《五四運動史》，便是他的博士論文。策縱後來也厭惡本行，竟改行做起文學教授來。
那時才氣最高也最令同人嘆息流淚的則是蔡寶瑜。寶瑜雖然很年輕——才二十來歲——但是她那時已是美國陶塑藝術界的尖端人物，並經同業推選代表美國參加國際會議。她那充滿靈感的藝術作品已經是陶塑愛好者收藏的對象。她在紐約郊區建立了一個小「窯」以烘製她自己的作品。寶瑜又是個清逸溫婉的人，為人處世和善真誠。誰知造物忌才，正當我們大家過從十分熱鬧之時，她忽然短命而死。她的死，不特使全社同人悲慟萬分，就是整個的社都顯得有遁世入山的跡象，寶瑜之死，是太令人傷感了。
「白馬社」實在是令人懷念不置的一個文藝小社團。它是個不聲不響的朋友們之間的純友誼小組織。它沒有20年代「創造社」、「文學研究會」，乃至後來的「新月派」、「語絲派」那種挺胸膛、拍脯子十分自負的習氣。它也沒有30年代「左聯」那種「怨誹而亂」的滿肚皮不平之氣。它只是個恬淡無欲的業餘組織。它和它前輩那些文藝組織的不同之點是前者是職業性的，後者是非職業性的。職業性的就有欲，非職業性的就無欲。在美學上說，無欲的形象比有欲的形象就要「美」得多了。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文藝之所以顯得十分醜惡，便是多欲。《魯迅全集》中最好的作品如《祥林嫂》如《阿Q正傳》等等都是他慾念最小的時期寫的。等到他欲重心煩，那個「雜感專家」的文章就很少有幾篇可看的了。
胡先生也常向我說：「郭沫若早期的新詩很不錯！」他並且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他稱讚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聽到了，特地走了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下以表謝意。如今胡氏早已長眠地下，郭氏年躋耄耋卻仍在大做其詩，但是以胡適的標準來看，郭沫若後期的詩就「很錯了」！將來他地下若逢老朋友，恐怕胡適之也就要拒吻了。
當年一般歐美留學歸來的紳士詩人和學者們，事實上其社會行為與他們同時的左翼文人也大致相同。古人評嚴子陵「五月披裘」這一雅事，說：「一著羊裘便有聲，盛名直度到如今。當年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試問嚴高士，老大個熱天，翻穿著皮襖，熱得一頭汗，究竟是什麼意思？
比嚴漁父晚生兩百年的諸葛農夫卻另有一套。這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卧龍先生，生於「亂世」他不到深山大澤的老河口去「苟全性命」，卻偏要留在四戰之區的南陽來「躬耕」，真不怕敵機轟炸！
1927年春，北伐大軍席捲東南，一個新朝代的誕生已是必然的事，這時留美歸國、頭角崢嶸的蔣廷黻、何淬廉二博士在外交部王部長公館內，枯候兩小時等候接見。他二人為使王部長「輕鬆起見」，便「開門見山告訴他：我們不是來找工作的」（見《傳記文學》三十卷二期第一二九頁，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此一故事筆者亦親聞之於蔣、何二先生）。試問這兩位「五月披裘」的高士，不是找工作而來，究為何事？他二人後來都先後靠攏，位至台閣，老年退休，還不願說老實話！
適之先生比起他的朋友來，就「高風亮節」得多了。他老人家也有「欲」，但是他是「三代以下人」，其欲不在「利」而在「名」。胡先生對他「身後之名」的注意，實遠甚於他生前的心臟。他老人家晚年在學術思想上不能充分地自我解放；相反的，在某種程度上卻自我奴役。最後還說：「不覺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以那一點點可笑的阿Q心理來自我解嘲，也都是為名所累。
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態度來看，胡適之和曾國藩實在是一流的人物。曾文正公為著身後之名，連給兒子寫信都沒有自由。他的有名的《字諭紀澤兒》哪裡是給「紀澤兒」看的啊！他老人家是寫給我們《曾文正公家書》的讀者們看的呢！「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我國有為有守的傳統士大夫都好名，尤其好身後之名。這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美德。因為好名的人一定「要臉」。「要臉的人」與「不要臉的人」之間的道德差距就有天堂地獄之別了。
就因為看中身後之名，所以胡適之對那些足以為他傳身後之名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和他有同樣「考據癖」的文人真是禮遇備至。他回台灣之後，連那個大學剛畢業的小李敖他也要去惹他一下。結果胡公羽化之後，李敖反叫他一聲「小嫖客」，這也該是胡氏生前所未曾逆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