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當年在紐約閱報評詩之餘，他也時常向我說：「你們在紐約也是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另外兩個「中心」據他說便是台北和香港。他說這句話的緣故，就是50年代里中國知識分子在紐約也曾組織過一兩個文藝團體。胡適之對我們這種小文藝組織真是鍾愛備至，而他老人家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變成這些小團體的當然指導員和贊助人了。
「文學」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胡適之一個人的「娛樂」。它原是人人之所好，尤其是中國人之所好。我們的中華民族本來就是個詩人的民族。君不見我們祖國從古至今的聖主明君、主席省長、將軍司令、教授學人、販夫走卒、企台司賬……興之所至，大家不是都可以「口佔一絕」嗎？當年的名地質學家翁文灝，下海做行政院院長，干不下去了，回家關起門來，別人以為他在「閉門思過」；但是據中央社的報道，他卻在家裡「閉門做詩」！
筆者50年代之初在美國「打工」為生時，也曾與一些老華工「唱和」一番，在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環境里，一位老唐人竟能做出些四平八穩、胡適之所謂「acceptable」（過得去）的律詩，我讀到他的「早知身本非金石，已聽人呼作馬牛！」的詩句，再看看他那「天朝棄民」的苦力生涯，顧影自憐，真為之泫然。
我們的炎黃子孫的感情是最豐富的，傷時憂國、死別生離、壯志未酬、懷才不遇……照例都要以詩言志，「詠懷」一番。那時在哥大講中國詩品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便常說：「中國的詩是有其悲哀的傳統的！」
我國的詩人們從屈原到余光中——胡適等少數「樂觀詩人」除外——「詠懷」之作，照例都要「傷感」一番。不「傷」何以「感」人？尤其是在家破人亡、綆斷篷飄之際，自然「傷感」更甚，「悲哀的傳統」因而也就益發顯著了。50年代在海外漂流的中國知識分子，新愁舊恨當然更是說不盡了。有愁有情，大家難免也就要「詠懷」一番了。
杭州的潘三爺說得好：「這一班人是有名的獃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裡手裡拿著個刷子刷頭巾，口裡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
50年代里待在紐約的中國文法科留學生哪能和潘三爺所說的杭州「獃子」們相比，他們之中就沒有幾個能拿出「兩千銀子的本錢」。歲尾周末這批「宮錦夜行」的「西湖名士」又無家可歸，無處可去。但是「清茶勝似酒，麵包充早飯」，也每每物以類聚，形成一些以欣賞文藝而自我陶醉的小團體。霜晨月夕，赫貞河畔，大熊山頭，大家也就彼此欣賞地吟風弄月一番。人多了，大家都「酸」，酸味也就中和了。大家都「肉麻」，一個人也就不自覺其肉麻了；所以大家搞得很起勁！
戰後中國知識分子在紐約所組織的文藝團體最早的一個便是1951年由林語堂先生所領導的「天風社」。林語堂博士比景蘭江老闆本錢大。他拿出一筆不小的私產，創辦了一個小型的《天風月刊》，由林先生的二女兒太乙主編。
顧名思義，《天風》的風格是舊日《西風》的延續。筆者當時和太乙姊妹和她的愛人黎明都是哥大的同學和好朋友，不期而然的也就變成「天風社」的成員。林語堂大師那時也比《儒林外史》上那位主持詩社的胡三公子更慷慨。《天風月刊》竟能發出五塊美金一千字的稿費（那時哥大的學生工資是七毛五一小時）。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們這批和太乙很熟的同學因而都變成了多產作家。新詩、舊詞、小說、散文、傳記、隨筆……只要「主編」看得中，我們就大量出爐。
那是個大亂之後，海內外中國文壇一片沙漠的時代。太乙這個小雜誌一出版，荒漠甘泉，竟然不脛而走。一些在30年代便很有名望的作家和批評家，居然也透過林先生和我們這批「企台作家」通信，討論起各種「文藝問題」來。這些作家和批評家中最大的一位當然就是近在咫尺的胡適之了。
太乙有一次告訴我說：「老胡適也在看我們的雜誌。十分羨慕！十分羨慕！」其實老胡適那個平淡篤實的文藝路線和幽默大師輕鬆俏皮的性靈文學是南轅北轍的。但是他們老朋友之間各好其所好，彼此保持了互不拆台的友誼。
《天風》那時雖然是一份相當風行的刊物，但是她始終入不敷出，縱是富如林公，亦不堪其賠累。那時的海外華人烽火餘生，在衣食難周之時，畢竟閱之者眾而購之者寡。加以林府全家已決定去南洋，無心繼續在紐約辦報，《天風》這個小幼苗未即周歲也就隨之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