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是個背負著一個孔孟人本主義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實驗主義者。他對這個現實世界感覺美好而樂觀。他對「超自然」（super-nature）沒有興趣，也無「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適是不會做禱告的，甚至「靜默三分鐘」一類的宗教性的儀式他也受不了。為著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學」——尤其是禪宗——研究得相當的精深，但是對於「禪」，他只是「參」而不「悟」。他晚年曾與日本禪宗大師鈴木大拙筆戰得相當激烈。焦點所在在筆者看來，便是胡氏是傾向於理性的禪，而鈴木則傾向於感性。從理性出發，則胡氏便一直認為佛教基本上是個可解而不可學的、無用的東西。這在佛家看來就是他沒有「佛性」或「慧根」，因而「與佛無緣」。在基督教士看來，他就是個「異端」（pagan），尚有待於上帝的感化。
胡氏這個老頑固的反佛非耶的堅定立場，是寫現代中國思想史的人應該大書特書的。因為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藝復興」！所謂「文藝復興」也者，在西洋便是扭開中古神學和繁瑣哲學的枷鎖而恢複自由、開朗、淳樸的古代文明。韓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體上復古，也正是中國中古時代的「文藝復興」。胡適被洋人譽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在這方面倒沒有什麼太離譜。「胡文公」和韓文公時代上雖相差一千餘年，他們倆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卻是大同小異的。
再者，在思想上復古，在現代的科學文明裡並不是什麼壞事，有時反而是進步的。因為在人類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義」（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說是「循名責實」——的兩股思想主流之內，中國的傳統思想可以說是唯一沒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費氣力的原始文明。中國人是最現實的，我們的文明一開頭就以「人」為本。與「人」無關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終沒有在中國生過大根。縱是在談玄最盛的六朝，玄學也不過是士大夫階級茶餘酒後的「清玩」而已。中國思想家窮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後才稍稍搞出點「無極」、「太極」的東西來，那是受了佛家的影響。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們傳統的思想里，一開頭就用盡氣力去「追求」他們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創造這個「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實說數千年來西洋文明吃「上帝」的虧，實遠甚於「上帝」對他們的保佑。縱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後！
他們也有反對「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們卻很難跳出「上帝主宰一切」這個概念。唯物主義者就創造個「物」（matter）來代替「上帝」。但是在他們的理論里，「物」的形象和功能與「上帝」卻是一模一樣的，雖然它比較接近後來才開始發展的科學。
所以在「追求真理」這條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學家已經公開地向科學家認輸。他們知道「上帝造人」始終只是個「大膽假設」，而「人造上帝」則是經過「小心求證」出來的絕對事實。混沌初開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學生們應該去問吳大猷、丁肇中，而不應該去麻煩樞機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學」里才能尋求其答案。所以兩千多年來西洋哲學裡所追求的「真理」在現代科學的光輝之下，都變成了「無意義」（meaningless）。「哲學」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談「真理」，它兩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義」和「滿足情緒」（emotional satisfa）上去尋求自保之道了。
這一項當代西方新思想的發展，說也奇怪，在一個中國思想家看來並無啥稀奇。因為中國思想向來就是如此的。只有糊塗的白鬼才把「盤古」看得那麼認真，頂禮膜拜，視為「上帝」。他在中國一直就只是老祖母們在廚房裡逗逗孩子們的故事罷了。
中國古老的無神論今日在西方復活，正如我們的「書法」和「潑墨山水」在西方藝術里新生一樣。在洋人看來這是何等高明的「當代印象派」！他們不知道我們這些垃圾，幾乎早就被吳稚老丟到茅坑裡去了。
不特此也。我國古代哲學家早就把宗教擠得靠邊站了。「追求意義」和「滿足情緒」，有一個文廟就足夠足夠了。又何必另蓋些龍王廟、少林寺呢？熟讀聖賢之書，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極樂」！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討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禱告呢？韓愈、胡適動口，曾國藩、胡林翼動手，非把那個糊塗蛋洪秀全乾掉不可！
雖然如此，他們這文武兩派始終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師趕出中國。因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蘇格拉底、王陽明、胡適之才能在「哲學」中求其解脫，我輩愚夫愚婦在名教中找不到樂土，就只有去求菩薩、做禮拜了。
今後世界上，只要人類還有生死，宗教就會繼續存在。列寧錯把宗教當成鴉片煙說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緒。其實宗教在我國歷史上往往卻是興奮劑。赤眉、黃巾乃至太平天國都是由宗教搞起來的。相反的，它對有錢人反而是鴉片煙。愈有錢、愈怕死；愈怕死、愈信鬼神。因而國家愈承平，經濟愈起飛，大施主、大護法就愈多；教堂廟宇也就愈要蓋下去。所以在傳統中國里，大法師、大主教們一向就靠我輩愚夫愚婦生命里的「意義」和「情緒」賞飯吃。他們在文化上是不能和傳統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胡適之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實驗主義呢？晚年的「胡適」只是一種宗教哲學合二為一的最古老的中國傳統思想，甚至也可說是孔孟之精義。像漢代古文學家一樣，他把兩千年來的儒術，剝繭抽絲，滌盡粉飾，找出個儒家的原來面目，這個具體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適之自己。
所以就人類思想演進的程序來說，胡氏是較他老師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來的」。他思想里沒有「無神」的傳統。他那點粗淺的科學訓練又不足以幫他證明那「製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義」上和「情緒」上就非死釘住這個傳統的概念不可了。
那個和他同時的愛因斯坦就不然了。愛氏認為他的科學理論足夠證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褻瀆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談其上帝不存在之道。這也是筆者耳聞目睹的。那是由紐約「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主辦、在普林斯頓大學教堂內舉行的一個談話會，由愛氏主講。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請愛因斯坦以他的「相對論」來證明「創世記」的真理；孰知這位怪老頭，於教堂之內，背上帝而坐，竟大發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論，使主持人大窘，聽眾大嘩。筆者隨同學之後慕名而往，卻看了一場畢生難忘的大熱鬧。
就在這個愛因斯坦的世紀里，我們中國出了個「文藝復興之父」，他投身於杜威之門，但是在有神與無神的問題上卻和老師唱反調。是胡適讀通了「相對論」而為愛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為胡氏除杜威之外還有兩個老師，這兩個老師就是孔丘和孟軻！
就憑這點，我們能說胡適違反我們的傳統去歌頌西洋文明？西洋文明減去了個基督教還剩些什麼東西呢？所以胡適之並不是盲目地說月亮是美國的圓。他是歌頌他所認為應當歌頌的；他不是那種小氣鬼，把什麼都說成自己的好。
胡適也承繼傳統，但是他只承繼他所認為應當承繼的。對聖人之糟粕，胡適是沒有胃口的。整個地來說，胡適之對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繼承，只可說是三七開。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處世，和他的胡開文老店在進出口交易上所販賣的貨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