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既然以哲學為職業，所以他一開口總是自稱「我們治思想史的人」。顯然他是以治中國思想史為其職業的主要部門。
治中國思想史胡氏是確有創見的，但是他貢獻上更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戰之下，在治傳統經學和子學上開創新方向的第一人。這個所謂「實驗主義的」新方向，從「新」字方面說事實上和接踵而來的「唯物主義的」新方向同樣都是新開箱的洋貨。只是唯物主義是個最武斷的學派。它不許你零買零賣。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學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觀，在社會發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觀。
實驗主義卻是個混沌水。所謂「實驗主義的觀點」這句話本身就欠明確。若說胡適搞政治是從實驗主義的觀點出發的（筆者前篇亦持此論）那還沒大錯。若說胡氏治中國思想史也是如此，這話就有問題了。
胡氏治中國思想史是承繼傳統的，不像唯物主義者的全盤否定和全盤翻案。但是中國思想史上雖沒有唯物主義的傳統，卻也沒有實驗主義的傳統，所以主張承繼傳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適認為知「新」要由溫「故」開始。「全盤西化」不是「胡學」里的口號。胡氏之所以沒有公開反對者，無非也是出於孫中山先生所謂「破壞難於建設」的意思，認為不破不立，矯枉必須過正。他認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放棄他自己的傳統的。只是我們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來，舊樣翻新。他搞的事實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認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適所搞的則是「托今改制」！
胡適把他的洋老師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適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嗎？杜威是個洋基文化傳教士，他搞的只是一個單元的文化。胡適所搞的則是有選擇的承繼、有選擇的吸收，是兩個以上文化單元之間對立和統一的問題。杜威有幸被他「選擇」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統一」無望，因而「對立」永遠無法消除。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他言必稱杜威，結果尾巴搖狗，便做了一輩子杜威學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體系的發展，倒頗有點像早期宋代的「道學家」。道學先生們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終於驅佛入儒，因而發展出宋明的「理學」。而胡氏則由儒入杜，結果一發難收，有去無回，始終未能搞出如馮友蘭所自吹的「新理學」，卻做了一輩子的「實驗主義者」。
馮友蘭的「新理學」當然也只是吹吹罷了，而胡適之始終未搞出一套，實在也怪不得這位「藏暉先生」！
宋代的道學家學佛能去而復返者，因為那只是少數隱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內，思想上的反反覆復罷了。閉著眼睛在廟裡打坐的釋迦牟尼本來就是個死人。這些道學先生思想上的波瀾也不是社會經濟變動的結果，當時的國計民生也不因這幾位夫子思想上的波瀾而隨之波動。由農村去，由農村回，風潮是大不到哪裡去的。
胡適就不同了。他要選擇和吸收的對象已經不是泥塑木雕的如來佛，而是聲光電氣席捲而來的洪水猛獸。他所身歷的社會，也已不是單純的農業社會。那有六千年歷史的中國農業經濟已開始崩潰，接踵而至的是個不可捉摸的工業文明。在這個文化交流、社會形態交替的大時代里，思想家們頭腦里電波的變動已不再是單純的抽象思想的反覆；相反的，那是反映實際的社會經濟、文教制度、國內民生、國際政局，整個變動和改制的問題。
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個思想家，放眼今後世界，如果把中國傳統整個否定掉——像唯物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所計畫的——那他的問題便簡單多了。如果把中國文明也放進去，算一份，那他的問題就複雜到無以復加了。解決之道絕不是一兩個天生聖哲，甚或三兩代孝子賢孫所可完工的。這是五百年大計，豈可責功於少數「聖賢」？！
試看那在同一個國度之內，同一個社會形態上所產生的宋明「理學」，它和佛教的關係還談不上什麼文化的對立與統一，也要經過大師數十人，歷時數百載，才功德圓滿的。以宋明理學的發展比諸今日文化的交流與社會形態的遞嬗，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老實說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個開文化新運的宗師，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適豈是「百里之才」？！他豈是一兩門學問、一兩本鑽牛角的小書可以局限得了的！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開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匯流的開始——必然要有個極長的摸索時代，啟蒙大師們無一而非摸索專家。胡適之就是東摸西摸，摸了一輩子！
這也不是胡適之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體系的問題。因為在今日的世界上烏托邦是無法生根的，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與現實的社會變動相配合。要主觀客觀「裡應外合」才能產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這個裡應外合的局面始終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遠開不了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