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個人的一生總歸會有幾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適之先生也有的話，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認的「平生憾事」之一。當我在替袁先生「複查」之時，禮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這位長輩直說的，但是道義上我又非向他報告不可。所以我只有在適當的場合和氣氛里，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漸地向我說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釋時，他老人家都有點苦笑的表情。他的尷尬的情況，反而使我對他益發尊敬其為人。
須知胡適是我億萬炎黃子孫中，唯一拿了三十二個「博士」學位的真正的大博士。 他對上述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種以上的解釋而不感到絲毫尷尬。最直截了當的便是那時哥大根本沒有看得懂他的論文的導師，所以學位才稽延了。 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是胡先生是個深染於孔孟之教的書生，他沒有「好官我自為之」的厚臉皮，所以他就為這宗小憾事而感到尷尬了。
其實「胡適學」里的這個小小學位問題是不難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美國所謂「常春藤盟校」領袖學府內，正統的「哲學博士」學位是相當難讀的。以創出哥大成績空前紀錄的顧維鈞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讀了四年（實修五年）。顧氏的論文也只完成個「導論」。那時因辛亥革命的關係，校方鼓勵他「返國服務」才特別通融畢業的，這是哥大校史中一個有名的「例外」。其他華裔名校友如馬寅初、蔣夢麟、蔣廷黻、馮友蘭、羅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棄學位而急於回國的原因，實是個熊掌與魚的選擇問題。
胡先生在當學生期間已被陳獨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紅大紫而全國馳名。1917年一紙北大聘書就強迫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擇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學做教授，還是留在紐約做老童生，再熬兩年？到那時北大是否仍能等著他，就很難說了。面對這個現實，那時的留學生恐怕任何人都會選擇前者。性好熱鬧的胡適自然更認為機不可失，所以也就捲鋪蓋回國了。後來事實證明他這一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太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夥子，標新立異，傲視士林，胡適之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所以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封面上，也印上個「博士著」字樣。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誰要來這麼一下，別人會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卻是另外一個時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轎太大，迎親之夕，要拆門而入，在那時是順理成章的。中國土舉人，祠堂門前尚且要加一對旗杆，況高中洋進士乎？
那時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個留學七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重洋歸來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們是那個文化真空時代里浪頭上的風雲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處女作上加個「博士著」來嚇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憐費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里德博士就不了解這一點。他說當胡氏1917年返華之時，立刻覺察到自身為社會環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價值標準受到了基本上的敵視（見格書第三三三頁）。這是格君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發展，作「想當然耳」的論斷！他不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國初年那一段！那時的美國留學生才真是說一不二。連袁大總統想做皇帝也要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德諾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經三胡」說成胡適的老祖宗。因而人們覺得胡適對中國哲學之所以有如此透徹的了解，實在是家學淵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當成別人的子孫，而胡氏亦默不作聲，把別人的祖宗據為己有。這些都顯示二十來歲的胡適對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國最高權威們眾目睽睽之下，沒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時搞「胡禍」的草包，竟然不敢駁他。當梁啟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諸章捧得天高之時，這些反胡鄉愿也倒捧他一場，說這些傑作，是胡適「剽竊先人」的。那個在一旁暗笑、無先人可以剽竊的青年胡適，因而膽子越來越大，信心也就越來越強了。
以上這些小事都不足為胡氏盛德之玷。讀歷史的人絕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為眾矢之的的二十來歲的青年學者看成大乘至聖或我主耶穌。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反胡陣營之前，一個才高八斗的濁世佳公子打點太極拳勉圖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為，也是絕對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試問出版了十六年的《傳記文學》里不誠實的故事還不是所在多有嗎？青年胡適的那點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縱使是春秋責備賢者，也不應苛責於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