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適治學的範圍，他自己總喜歡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 因為他留學期間所學的是哲學，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學。所以列「哲學」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為什麼只寫了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呢？此事說來也不難理解。胡氏治學的態度原是最謹嚴的。成了大名之後，眾目所視，那就使他益發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學史時——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動筆。但是把佛教問題「徹底」弄清楚，談何容易？一個神會和尚已夠他忙一輩子了！
胡先生治學的態度是和馮友蘭、顧頡剛諸先生不同的。馮、顧諸先生是舉一反三。有點證據，就先把議論發了再說。馮著《中國哲學史》的第一版就錯誤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則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號限制，堅守有論必有據的原則。所以就「無徵不信」這一治學規律來說，胡先生絕對是當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書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錯。胡適之治學，讓人抓住小辮子，那還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別謹慎。
好多與胡氏很接近的後輩，在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當。在他的影響之下，大家不把問題搞清楚，就不敢獻醜。但是此事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謂「留美學人」，在這個「不出版，就隕滅」（publish or perish）、以學問為商品的社會裡，讀三本書就應該寫五本書。禍棗災梨，那是果樹遭殃，與學人何干？所以在美國的科舉里，與果樹為敵，才是加薪晉級、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門！
加以現代的學問已與胡適當年不同。以前老一輩學者動輒來一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現在的學者能搞個「蕭紅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雙收。大家各鑽其牛角，你不必鑽得太深也就足夠做個專家了。何必學胡大師去鑽《水經注》呢？所以胡適那一套也是害盡蒼生，他地下有知真應該飲恨黃泉。
就因為落筆千鈞，所以胡先生寫起文章來也慢得出奇。他時常告我說：「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
吳國楨先生有一次告訴我說胡適之一定要回台灣。我問他，何所見而云然？吳說：「他（指胡氏）告訴我他一篇講演稿子要寫兩三個禮拜，他如何能在美國謀生？」吳氏那時在美國是靠講演為生。他並且告訴我講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為小城市聽眾出不起錢，大城市聽眾見多識廣，你不算老幾。只有中等城市——如新奧爾良、聖路易斯——那裡的聽眾，又未見過世面，又肯出錢！
胡先生那時也偶爾去「中等城市」講講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講稿都能傳之後世，那他寫起來就「極慢、極慢」的了。極慢、極慢，那就不能「謀生」了。
胡先生搞神會和尚永遠搞不完也是這個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興味索然；《中古哲學史》也就出不來了。加以胡氏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生性又好湊熱鬧，一個題目未完，又趕著去搞另外一個熱門。一個接一個，結果一個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當學生時就犯了這個大毛病。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聲名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 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註冊記錄上仍然只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贈博士」（Ph.D.didate），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 ，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註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