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既然是廣泛的、深遠的、間接的和無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陣，拼起老命來，就一無是處了。大的政治運動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動不來。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時勢、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亂，而使民主退潮。因為討論大政治——像國體一類的問題——則論者必須有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高深的學問」。可是胡先生在這方面的「學問」，卻不太「高深」（這兒筆者所著重的當然是胡適之那一階層的「學問」，自鄶以下，那自然又當別論）。
討論小政治——如張季鸞、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報》上所談的「小罵大幫忙」的政治，則論者必定要對政情民隱有極深刻的體驗和觀察，然後下筆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幾歲的小夥子，便已名滿全國，飛向枝頭做鳳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間疾苦和里巷輿情的。像抗戰期間《大公報》上，那種「看重慶、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淚的社論，胡適之是一輩子也未寫過的。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無此體驗！
胡適之——不成問題的——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學者。但是偉大的學者們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極的學者，對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樣精通。相反的，偉大的「通儒」們，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們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對應有的一通之學，有時反而一竅不通。
在這方面胡適倒的確是個例外。他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才。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里，有許多方面在專業人士看來，只不過是各該專業範圍內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而胡先生親手「拿繡花針」的專業——如他中年所搞的「禪宗」，晚年所搞的《水經注》——則又與政治科學無關。因而胡先生談起大的政治問題來，事實上是以常識論政。「國體」和「組黨」一類的問題，又豈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誇誇之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時「少談些主義」的論調一出，對方抓住這個小辮子，很快就給他戴上一頂帽子，說他是個「實驗主義者」。加以那時杜威大師的法駕初臨中國，黃麵皮的弟子們執禮甚恭，師徒相映，站在大師背後的胡適就真的成為杜學東傳的一世祖了。
後來那對「實驗主義」一無所知的魯迅和瞿秋白，被實驗師徒嚇得手足無措，而內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說出些「此理今憑實驗傳」一類完全不通的酸話。而他們居然也能以這種不通之論，咒罵胡適，領導文化反對派而揚名天下，這也可想見我國當年知識界，對現代知識之貧乏！
最可惜的當然還是胡先生自己。這位風度翩翩、「中西之學俱粹」的少年學者，被扣上這頂洋帽子，不但不以為忤，有時且面有喜色，並且一戴就戴了一輩子，也是同樣不可思議的。試問「實驗」這個「主義者」所戴的白帽子，哪裡就比「馬克思」那個「主義者」所戴的紅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鏡、力士鞋、牛仔褲，招搖過市，或不失為風流瀟洒。如果我們的「文藝復興之父」在一襲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這頂網球帽，那就有點不倫不類了。
按說，杜威東來之時，我們的胡先生應該把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眾兒郎喚齊，兩班侍立，自己升帳設座，「口吟六藝之文，手披百家之編」，人分賓主，學辨東西，和杜威來個分庭抗禮，才是正軌。而胡氏不此之圖，在杜行者一葦渡江之後，竟然率眾弟子，夾道匍匐，頂禮膜拜，使杜和尚飄飄然，認為孺子可教，吾道東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於一家之學，如此非楊即墨，難免也就助長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濃厚的門戶之見。杜家的子弟們，認為只有杜氏之學才是科學化的哲學，所以他們是三句不離科學的。據胡先生告訴我，中央研究院在籌辦之初，籌備人等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該院那個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這個洋名字的正確譯文應該是「中央科學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對學術衡量的標準，亦以「科學」為依歸，而「科學」一詞的界說，當然也就憑服膺科學的歐美留學生的舉手為斷。所以後來胡氏在紐約請客，那些「服膺科學」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學」的國故大師，也就怫然「敬謝」了。
胡先生由於牢固的科學觀而示人以不廣，他在中國新文化啟蒙運動史中，就難免退處於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並包」的啟蒙學風裡，孑民先生是置身於「兼容」之上的，而適之先生則局處於「並包」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