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有人要說，胡適做個政論家，應該是沒話說的吧！的確，「談」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筆者在紐約出入絳帳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時就很少聽到胡先生和他同輩的朋友或訪客們談過多少學問。他們所談所論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學問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導後輩的東西。
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所以從方法學上說，他那種「有疑處不疑」的政論，正是他「無徵不信」的治學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的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國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會聯想到「胡適」。胡適那一臉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無恐怖自由」——的象徵。而崇尚獨裁專政的人們，一聞胡適之名，也就忸怩卻步；一碰到他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觸原子輻射塵，逃避唯恐不及，封鎖唯恐不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他羽扇一搖，真是「片語能傾百萬師」！好不壯哉！
胡適之就真有這麼大的魔力嗎？非也。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時勢」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製造出來的、文化交遞時代里學術思想上的「英雄」。適之先生常常勉勵後輩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穫。他強調「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司馬遷那個刑餘之人，就不相信這句話，說：「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適之這個樂觀主義者，對「天道」的公正，倒是篤信不移的。
社會對胡適的報酬既然遠大於胡適對於社會的貢獻，則社會對胡適的需要，將不因胡氏之死而結束。他的真正的影響力，現在可能還沒有完全發揮。等到全中國人民「衣食足，禮義興」，從而憧憬「人權」的時候，胡適的幽靈，恐怕又要大叫「還我頭來」，而開始在雲端「顯聖」了。
所以從主觀條件上看，就事論事，胡氏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那種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當之的。但是四周環顧，學術思想界芸芸眾生之中，胡適而外，又誰能當之？就憑這一點，適之！適之！也就足垂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