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
做個大政治家，在主觀條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種「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碼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還要有鐵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頂住政治上的驚濤駭浪，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地負荷起天降大任，然後任勞任怨，為國為民，死而後已。但是在胡先生的個性上是沒有這種擔當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廢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沒有做官僚的臉皮。民國以後有清望的學者們下海從政是需要相當臉皮的，因為這些名學者出山之前，一個個都是以帝王之師自命的，認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樣才應徵辟，乘安車，入朝為官的。但是官場亦另有官場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這批高人隱士，對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對中層就不得不結黨羽，對下也難免不作威作福。本來，官場中這些惡習和陋規，也不算什麼天大的壞事，因為那本是我國兩千年來，自上而下的單線官僚體系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是講求傳統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儀和官箴。我國古代的政治家有見及此，乃因勢利導，乾脆把它們制度化起來，以禮節之，使其發而中節。
民國肇建，這些原也是煞費苦心的制度，被目為封建殘餘，通盤廢除，但是製造這些陋規和惡習的單線官僚體系，反因科舉之廢除而變本加厲地單線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東西，至此反變成無原則和規章可循的官僚主義，俗語所謂上拍下壓。
30年代的初中期，適之先生的朋友們，一個個脫青衫、換紅袍，都當起官僚來了。初入官場做學徒，有時還有點臉紅，出師之後，就樂此不疲了。「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試問「獨立評論社」這個山洞出身的「幹員」和「能吏」，有幾個是例外的？
胡適之先生本人，倒的確是個例外。他老人家雖然也曾下海，卻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譽，而沒有淪為官僚。「看他風裡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種「終始參差，蒼黃反覆」的臉皮！所以胡先生縱想做官，也只能做個「泛舟於赤壁之下」、吟風弄月的閑太守，做個太平盛世的點綴罷了。
不特此也。胡氏縱有心為國為民，真想當一員「循吏」，他也辦不到。他不特對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臉皮，他甚至不是個搞行政管理的幹才。像胡先生那樣溫情主義極重的人，他怎能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點小小「庚款」的管理權，已經被梅貽琦先生等所包圍，而弄到「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論其他？當胡先生的令名為「庚款問題」的流言所累之時，筆者在一個偶然場合之下，問了問顧維鈞先生的意見。顧先生說：「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複雜的問題。」其實胡先生何嘗不知？他只是門戶之見在作祟，拉不下臉皮去約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罷了。
再者，一位學者如變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敵」。如果政敵一旦背信棄義，那麼兵來將擋，大家耍起政治手腕來，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胡適之先生是位老實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於耍。事實上，以胡氏的稟賦，他縱想耍，也無此天才；勉強一試，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這兒筆者不是說，胡適之是怎樣的一個天大好人。坦白地說，胡先生也並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以胡適來遍比時賢，則「山高水長」，先生的風範，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