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後，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鬥而搶奪其蛋的。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長此下去，將伊於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凄涼嘆息之音。
這些話，我後來才體驗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傑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苟。他怕一旦傳出去，發生政治上的反應，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終究也不是解決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婦二人在紐約，連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問題。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無意中一聲叫喊，其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那時胡伯母在紐約打起麻將來是日以繼夜的。胡先生不但沒有阻止她而且有時也加入作戰。原因是：一位中國老太太困居紐約，言語不通，又無人經常代為開車訪友，麻將實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紐約中國知識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頭」的，所以不會四家皆輸。加以胡老太太技術高，手氣好，幾乎每戰皆捷，對胡先生來說，也不構成經濟負擔。還有一個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將客出出進進也可使強盜小偷望而卻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里，我們這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只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記得有一次老友楊龍章向胡先生請教「生命的意義」。胡先生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那時我們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階段到次一階段的「發展」也不會太大了。他只是一位無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們一起同舟共濟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勢將滅頂，滅得比我們更慘！面對著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們對他老人家的憐憫與同情之感，實遠甚於尊崇與學習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那一輩知識分子的老路，在那時我們的心目中決然是走不成，也不應再走的了。
那時韓戰正急，美國二次大戰後不景氣的經濟，也在炮聲里復甦了。為阻止美國訓練的中國青年回大陸，美國各行職業之門也稍稍開放，好讓他們謀生。有高度訓練的中國工程師們，逐漸地也可畫圖為活。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學，便也把莎士比亞、孟德斯鳩等一腳踢開。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標：「萬元存款，白女為妻！」一切從頭來起，因而70年代里，很多頗有名氣的華裔工程師和醫師，當年卻是學有專長的政法人才。如今他們丟下工程道具和醫學儀器，仍可寫出些響噹噹的政論文章來。
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筆者當時也是改行有心、而無魄力認真執行的少數弱者之一。我那時還在哥大有氣無力地繼續讀我的美國史博士學位。這是個最吃力不討好的傻事。讀到讀不到，不用說我毫無把握；讀到了，又幹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讀書」這個行為，事實上只是「不讀書又幹啥？」這個問題，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適之先生那時是師友中唯一勸我「不問收穫」讀下去的人，但我把他老人家的勸告，全然當作耳邊風。我之所以讀下去的道理，實是個性優柔寡斷的結果，拿不出勇氣，把這塊雞肋丟掉。既無決斷，那就變成漫無目標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裡糊塗也就讀完了，時代也變了。在原來無心參加的洋科舉里，忽然混了個洋功名；居然又靠這洋功名穿衣吃飯，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個驚濤駭浪的時代里，一個懦夫，隨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後還是走上胡適之先生教書吃飯的老路，豈命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