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曾說過「整理國故」——有系統和帶批評性的「整理國故」——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一部門。我也曾提出我們致力研究的一方面便是中國思想史。我個人比較歡喜用「思想史」這個名詞，那比「哲學史」［更為切當］。我並舉出我對禪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從頭改寫禪宗史，用它作例子［來說明我們整理國故的方法和過程］。
今天早晨我想來談談中國［傳統］小說，那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門。在以前諸章里我曾舉出那幾部小說名著，它們都已經暢銷好幾百年。由於它們用活文字［白話］來替代文言，對近代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貢獻至大。我也指出，這些小說名著便是過去幾百年，教授我們國語的老師和標準。我並強調那些對這種小說有熱愛的中國男女和在學青年，於潛移默化之中，便學會了一種有效率的表達工具。這工具便是這一活的文字——白話。它不只是口語，而且是文字，因為這些小說名著已經把這種活的文字的形式統一了，並且標準化了。
所以我們這一文學革命運動，事實上是負責把這一大眾所酷好的小說，升高到它們在中國活文學上應有的地位。
我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詳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只稱讚它們的優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的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應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採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才對。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就是寓推崇於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做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 。
我想我實在不必在這方面去鼓吹，最好的辦法還是採取實際的行動。因此從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間，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傳統小說名著。同時我也督促我們的出版商之一的「亞東圖書館」在這方面多出點力。「亞東」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陳獨秀和我們一般朋友，編寫了一些書交給他出版之外，簡直沒有什麼資本［來印其他的東西］。最後我說服了他們來出版我們的……德剛，我應該怎麼說？——［德剛答道：］「整理過的本子。」對了，有系統的整理出來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二，正文一定要分節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對該書歷史的導言。這三大要項，就是所謂「整理過的本子」了 。
第一部「整理過的本子」
「亞東」首先選了兩部較短的本子來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譯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Class」（知識階級稗史）［德剛插話：大陸上的英文版譯為「TheScholars」］。對的，大陸出了部新的英譯本叫「The Scholars」（學問家），那也是相當正確的譯名。
這是一部在18世紀出版的部頭比較小的小說。這部小說在［20年代］當時並非暢銷書，但是它現在卻以新姿態——標點本——出現。書前還有陳獨秀、錢玄同和我的序言。當這本書在1919年出版時，竟然一紙風行，深為老幼讀者所喜愛。這一來我的出版商也相信這也是個生財之道。後來果然如此。
那時陳獨秀、錢玄同和我對本書皆甚為推崇。但是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能替本書作者，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先生作篇全傳。因此在該書出版之後，我也就開始收集有關作者傳記的資料，這項探幽訪賢的工作甚為有趣。因為一般目錄學家對吳敬梓的作品都沒有著錄，所以我把吳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書商，要他們加意搜尋。
有一天，一位書商果然帶來了一厚冊吳敬梓的詩集［《文木山房詩集》］，集後還有編纂人——吳氏頗有天賦的兒子［吳烺］——一首有關選印詩集的詩。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詩集。我只花了一塊半錢［約合當時美金五角］便買到了。我把吳氏的詩文集和安徽《全椒縣誌》參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標點本出版後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寫出一篇相當完備的《吳敬梓（1701～1754）年譜》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說是《水滸傳》。《水滸傳》很像英國的《羅賓漢》（Robin Hood）那樣傳奇英雄的故事。賽珍珠（Pearl S.Buck）把它譯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實在很差勁。《水滸傳》原義是「湖畔強人」或「水邊盜賊」（「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談一百單八條好漢的故事，他們被苛政所迫，不得已違反本意，落草為寇 。
所以大陸今日竟認為它是一都「普羅小說」，事實並不如此 。不過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是無可諱言的。
這部小說在中國一直是一部暢銷書，因為它描述一種「羅賓漢」一流的英雄好漢，為青年讀者所喜愛。同時也是因為這一百單八條好漢中幾位領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於1920年7月發表了篇詳盡的《〈水滸傳〉考證》；翌年6月，我又寫完與前文幾乎一樣長的考證續篇。兩篇加起來總共有四萬五千多字。算起來，比蕭伯納（Gee Bernard Shaw）為他所寫的劇本所加寫的導言的平均長度還要長一些。
在這篇序言中，我指出這部小說不是一氣呵成的作品。它是中國傳統小說中，那種逐漸演變出來的［歷史］小說的代表作。
中國［傳統］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歷史小說，這種小說是經過長期演變出來的。每部小說的開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是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種有複雜性格人物的長篇小說。
《水滸傳》便顯然是發源於11世紀一篇描寫三十六條好漢的故事。終於由三十六人逐漸演變為一百零八人，從一個短篇逐漸發展成長篇的章回小說。像《水滸傳》這類的章回小說，其發展的過程，和中古歐洲那種「羅賓漢」浪漫故事的發展大致是一樣的。
中國傳統小說中的第二種，便是一些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我在上節所提到的那18世紀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屬於這一類。
現在我們要研究上述這兩種小說，我們對它們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為《水滸傳》所寫的兩篇序言里，我就指出，要研究這種歷史小說，我們就要用我所說的歷史演變法。我們必須要從它那原始形式開始，然後把通過一些說書人、講古人所改編改寫的長期演變的經過，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時市面上所通行的《水滸傳》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這個本子三百年來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過幾百萬冊了。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確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寫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讀者都視為當然，認為這就是《水滸傳》了。但是我指出，這部小說實在是經過長期演變的。正不知有多少無名作家，逐年逐月，東修西改，不斷刪增，才達成這最後的形式的。我說從早期的記錄看來，明朝的《水滸傳》無疑的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這部大書有一百回本，有廉價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舉出這三種本子來說明《水滸傳》在不同的時代，卻有其不同的發展。
在我第一篇考證發表幾個月，我便收到來自日本的通信，說這三種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這真使我驚喜交加。在數年之內我們又發現，不但日本有，中國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頗足自豪地買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塊錢一部，買了好幾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贈朋友；並以此來說明我的考證，不只是歷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證的］。漸漸地其他版本也不斷地出現了。例如還有一種粗製濫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後十年之內，商務印書館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並且為這部書寫了一篇長序。同一時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結果，發現了《水滸傳》是代表一種歷史小說。其最後形式是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紀之間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從11世紀末年［一種較簡單的本子］演變出來的。
可是在17世紀時，中國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學批評家金聖嘆［原姓張，名采，字若采，號人瑞，1627～1662］。聖嘆［於康熙元年（1662）］由於領導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貪婪無知的清廷官吏［巡撫朱國治］所殺。金聖嘆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學革命思想的文學批評家。他就能指出《水滸傳》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