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季刊》發行宗旨
在前章里我曾說過，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切迫的問題；
二、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三、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今天我想把有系統的「整理國故」這一條來說一說。
遠在1923年，北京大學曾出版一種《國學季刊》。這「季刊」［原來應該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後來時常脫期，就變成一種不定期的刊物了。但是當其全盛時期，它對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這本刊物是研究國學的，但是它卻以新姿態出現。編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橫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標點符號。就憑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是個小小的革命了。這座［中國首屈一指的］國立大學出版的討論國學的刊物，竟然用「蠻夷的」形式出現，當時真是使許多人震驚。
我是該刊的編輯之一，並被指定在［第一期里］寫第一篇文章——《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這篇《宣言》是把我們研究漢學或國故的原則和方法做一番簡要的和廣泛的說明。下面便是這篇《宣言》的要點：
我說我們用不著慨嘆什麼國學傳統要淪亡，或國學界老輩的日益凋謝。這些都是歷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們如果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狀況，我們不但不悲觀，並且還抱著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勝於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未可厚非，但是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數倍。
接著我便把過去三百年——那漢學復興為最佳代表的國學研究時期——的成績，做個總結。他們的成績可以分為三方面：
第一是「整理古書」；
第二是訓詁，也就是一種合乎科學的歸納法，來找出古詞、古字的原始意義；
第三是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中國的「高級批判學」（Higher Criticism），換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學，以確定古籍的真偽。
綜合上述三方面——版本學、訓詁學、校勘學——那便是近三百年古典學術史上可概括為「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的第一項成就。簡言之，這個第一步工作，是使許多古籍——不管是儒家的經典也好，儒家以外的典籍也好——顯得更富智慧，［更容易讀］也更接近現代的學術。
第二項成就或許可以概括為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從古學復興上說，過去三百年或可叫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因為［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各省書局］都有意於訪求古籍。提倡刻書，以致［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影印本，不一而足。許多人都有意地把訪求古版，宋版或元版，以及各該古版之重刻，視為己任。因此所謂「殿版」（中央政府所主持）、各省書局版，以及私刻［都充斥市面］。許多愛書成癖的私人和收藏家，都集資募款重槧佚書和秘籍。所以在這方面說，那真是個古學復興時代。在這種風氣之下［那自叢書或公私著述——如《永樂大典》等——之中］輯出佚書，也是這運動中的成就的一部分。
第三項成就便是考古——發現古物。清代的學者好古成風，舉凡商周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刻、古陶、古瓷等都在他們訪求之列。那時還沒有什麼科學的考古學，他們的研究也有欠科學性，也不太成系統，但是好古興趣之濃，則是不可否認的。在這一時期的尾聲里，這種好古的風氣，也引起了幾項重要的發現。其中之一便是殷商甲骨文的出土。甲骨［於清末］在安陽發現。安陽是商代最後的都城所在地。
以上便是近三百年國故學上的三大成就。我那篇文章也指出，傳統學術雖有其不可置疑的成就，但是也有三大嚴重的缺點。
第一個缺點便是它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因為那些學者對古韻、古義乃至古籍註疏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資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他們的眼光和心力注射的焦點，只在注釋儒家的幾部經書。他們之中無疑地是有第一流的學者，把這些「輔助」科學作為獨立的學問來研究。例如對古代韻文的研究，就逐漸發展成古韻學。還有，在晚近數十年也有對經書以外的著作，例如對《墨子》的研究，也都獨立成家。但是就大體來說他們都擺脫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見，所以研究的範圍也就大受限制了。
第二便是他們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們在細枝末節上用功甚勤，而對整個傳統學術的趨勢缺乏理解。這一點用英文來解釋，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大致說來，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的關鍵。一是材料的聚積和分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諸儒專靠理解的危險，乃故意地反其道而行，專力從事訓詁、校勘之研究，而避免作哲學性的詮釋。在前賢所致力的所有的作品上，他們都找出錯誤，但是他們卻故意避免做主觀的綜合結論［所以近三百年來，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
這兒還有第三個缺點。那就是他們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上文曾說過，他們曾用經書以外的著作［如諸子和史書］來做訓詁和音韻的比較研究，但是除此之外，他們就再沒有其他的參考資料了。沒有外界的資料來參考比較，而要對自己所學有真正的了解，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例如對古音古韻的研究，他們也確有其科學的一面，但是他們主要的研究資料則只限於《詩經》。有時他們也把研究的對象擴展到其他與音韻有關的著作，但是他們絕未想到那些也會有古音古韻的各地方言、口語，［尤其是］華南各地的方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等方面的研究。當然他們對外國語文的比較研究，就更一無所知了。這些［清代］學者之中，就很少能懂得廣東話、福建話、廈門話等華南方言的。當然他們更未想到朝鮮話、日本話和越南話當中也含有很多中國古代的音韻的了。
有鑒於［前學者的成功與失敗，並針對］這三大缺點，我說我們北京大學同人願意提出下列三點來複興和提倡對國學的研究：
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盡量擴大研究的範圍。這項歷史方法［研究的範圍］要包括儒家的群經、儒家以外的諸子，乃至於佛藏、道藏——不管它們是正統還是邪門；古詩詞與俗歌俚語既同時並重，古文與通俗小說也一視同仁。換言之，凡在中國人民文化演進中佔有歷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們研究之列。
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我們要採用現代的治學方法，做有系統的整理。例如替古籍編「索引」或「引得」（index），便是其中之一。我國古書向無索引。近乎現代索引方法的，如清嘉慶朝（1796～1820）［汪輝祖所編纂的］《史姓韻編》［共六十四卷］，便是重要的史籍索引之一。但除此編及少數類似的其他著作之外，中國古籍是沒有索引可查的。所以我們主張多多編纂索引，庶幾學者們不必專靠他們優越的記憶力去研究學問了。
我們還提出對中國古籍一種「結賬式」的整理。正如商人開店鋪，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目結算一次。就以研究《詩經》為例罷，從古代、中古直到近世，有關《詩經》的著作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很少經人有系統地整理過。所以有系統地整理《詩經》要從異文的校勘著手；從各種異文的版本里彙編出一個最佳的版本，從而開始對古音韻、古訓詁的整理，把「三百篇」中每一首詩的各家研究的心得，都做出個有系統的總結。這就是我所說的結出一本總賬來。然後我們便可以照樣地做，把所有古今的研究所得彙集起來，［對每種古籍都］編出一部最後的版本來。
最後我們提出「專史式」的整理——諸如有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這種專史式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者幾乎全未做過。所以，上述三種法則便可用來補救傳統學術里缺乏有系統的研究之不足。
我同時還提出如何來補救外來參考比較研究資料不足的這一傳統缺點，因為這一點是在狹隘的傳統研究方法範圍之外的。我們號召大學同仁盡量搜羅各式各樣足資比較研究的文獻。例如傳統學者們用歸納的法則及觸類旁通的比較研究，曾對古代文字做出許多正確的結論；但是由於漢文沒有文法學，所以傳統學者們從沒有試過用文法分析來做研究的辦法。可是在清代末期，一位中國學者馬建忠便利用他對歐洲語文文法的研究而寫出第一部叫作《馬氏文通》的中國文法來。在我那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文章里，我指出世界［各國語言］所有關於文法的研究，我們都可用來做參考和比較。
在音韻研究上說，西方學者在音韻學上研究的成果，以及中國各種方言，乃至諸鄰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