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入獄的經過
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
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穫：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譴責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高級官員撤職；第二，便是由於全國學生的強烈抗議和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強烈反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 。
這項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的成功，中國的政黨因此頗受啟發。他們覺察到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眾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我在《獨立評論》上所寫的紀念「五四」的一篇文章里（見該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傳記文學》十四卷五期於「五四」五十周年特輯，曾轉載此文），便舉孫中山先生為例。孫公寫信向海外華僑捐款來創辦報刊［便強調對青年們宣傳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學生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啟發，竟能化新觀念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動的北京政府對他們讓步 。
1919年以後，國、共兩黨的領袖們，乃至梁啟超所領導的原自進步黨所分裂出來的研究系，都認識到吸收青年學生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後事實上所有中國政黨所發行的報刊——尤其是國民黨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發行的機關報——都增加了白話文學的副刊。［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的文學副刊便取名「覺悟」。梁啟超派所辦的兩大報《北京晨報》和《國民公報》里很多專欄，也都延攬各大學的師生去投稿。當時所有的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其結果便弄得［知識界里］人人對政治都發生了興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影響］也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1919年6月12日，陳獨秀［終因政治活動］被捕入獄。陳氏是在發散他那自撰並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之時被捕的。此事發生在北京城南一個叫作「新世界」的娛樂場所。那時陳獨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鄉正在該處吃茶聊天。陳氏從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傳單來向其他桌子上發散。傳單中向政府要求項目之一便是撤換［衛戍北京並大舉逮捕學生數百人、素有「屠夫」之稱的］步兵統領王懷慶。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頭宣傳反日和抵制日貨的學生 。
我們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幾，一涵和我便先回來了［那時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獨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繼續散發他的傳單。不久警察便來了，把獨秀拘捕起來送入警察總署的監牢。
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電話告知此事。獨秀被捕之後，始終未經公開審訊，但是一關便關了八十三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鄉和老朋友們，終於把他於8月間保釋出獄 。
獨秀入獄之後，他所主編的《每周評論》我只好暫時代為編輯，編到被查封為止。這時陳獨秀已不做北大的「文科學長」了。校方給假一年，好讓他於下學年開一堂宋史新課。
獨秀出獄之後，仍在北京居住。不幸於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做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所以陳君乃於1920年1月代我去武漢一行。
講演完畢，陳氏乃和武漢地區的幾位大學校長（尤其武昌城內的幾所私立大學）同車返京。這幾位校長——特別是一所教會主辦的「文華大學」和一所國人私立的「中華大學」的當局們都受了北大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想到北京來物色幾位教授［新文化的］師資。
獨秀返京之後正預備寫幾封請柬，約我和其他幾位朋友晤面一敘。誰知正當他在寫請帖的時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門，原來是位警察。
「陳獨秀先生在家嗎？」警察問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陳獨秀。」
獨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驚。他說現在一些反動的報紙曾報道陳獨秀昨天還在武漢宣傳「無政府主義」，所以警察局派他來看看陳獨秀先生是否還在家中。
獨秀說：「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說：「陳先生，您是剛被保釋出獄的。根據法律規定，您如離開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獨秀說。
「您能不能給我一張名片呢？」
獨秀當然唯命是聽，那位警察便拿著名片走了。獨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會回來找麻煩的。所以他的請帖也就不寫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裡來。警察局當然知道陳君和我的關係，所以他在我的家裡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釗家裡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處，只好一連兩三天在他門口巡邏，等他回來。［陳獨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釗一起離開了北京，從此便一去不復返了。
他二人離開北京之後，［為避免追捕人的跟蹤］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離灤州不遠的李大釗的老家樂亭縣。住了幾天之後［風聲漸息］，他二人乃乘車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後，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便是他唯一的職業了 。
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後，那個以鼓吹「文藝復興」和「文學革命」［為宗旨］的《新青年》雜誌，就逐漸變成個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在北大之內反而沒有個雜誌可以發表發表文章了。
這件事是發生在1920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就正式誕生了 。1923年，中國國民黨就開始改組，1924年，兩黨就開始合作了。
我告你這件事，就是說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
「科學」和「民主」的定義
上段曾經提過，陳獨秀先生為《新青年》所寫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那篇文章的時候，他說《新青年》犯了兩大「罪案」。第一是擁護「賽先生」（sce，科學）；第二是擁護「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時的陳獨秀對「科學」和「民主」的定義卻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對這兩個名詞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當陳氏在後來遇見了蘇聯共產黨的［秘密代表］之時，這些名詞就真的被曲解了。他們告訴陳君說，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為民主，因為那只是「布爾喬亞（beoisie，中產階級）」的民主。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眾和「普羅階級」（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民主。因此「科學」和「民主」，在這裡又有了新的意義了。
但是在我看來，「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科學和民主兩者都牽涉一種心理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一種生活方式 。在這一章里，因而我想從中國文化史的範疇之內，試就科學的精神和法則略抒拙見。
在我那篇長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原名《清代學者治學的科學方法》）［見《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裡面，我便指出在傳統的「考據學」、「校勘學」、「音韻學」裡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它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考據」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的探討」。我說有證據的探討一直就是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一切歷史科學［所共享］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樣的（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es和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es的不同之點，只是歷史科學裡的「證據」無法複製。歷史科學家只有去尋找證據，他們不能［用實驗方法］來創製或重造證據。在實驗科學裡科學家們可以［用實驗方法］來制因以求果。這種程序便叫作實驗。簡單地說來，實驗就是製造適當的「因」，去追求想像中的「果」。二者之間的基本法則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證據的探討）。
用上述這種說法，［那些未受過現代訓練的傳統］中國學者們就知道我所說的［科學的治學方法］是什麼回事了。同時我對中國傳統小說的考證，也提供我最好機會來闡明和傳播由證據出發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