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談談我對語言和文學裡的各種問題所逐漸發生的興趣，以及我個人怎樣主張以活的通俗語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為教育工具和文學媒介的經過。在我的《四十自述》里，我曾寫有專章討論此事；此處我想再用英文留點記錄，也該是很有趣的罷 。
首先我想指出的便是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舉個例子來說罷。前些年［美國的］《展望雜誌》（Look）選出我為全世界一百名聞人之一。我當然覺得這是一件榮譽。可是當我一看到我照片的下那一段頌辭，我不禁失笑。他們選我的原因，是我曾經替中國發明了一種新語言。這一項榮譽，世界不論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當。我沒有替中國發明一種語言，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曾經替任何國家「發明」過一種語言 。
我並且必須先說明，由於我個人的歷史觀念很重，我可以說我經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我是反對什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由於歷史觀念很重，我總是告訴我的朋友們，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這句話已經就說得夠重了。
語言之所以為語言，正如宗教之所以為重要的宗教，它們都必須深入到百萬千萬的廣大群眾中去。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語言文字之所以變成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就是它普及於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的緣故。就中國的語文來說罷。漢語已成為億萬群眾所接受，因此對漢語要有任何興革的倡導，難免都是要為聽者所誤解的。因此其結果便是要從事一個［易為億萬群眾所誤解的］語文改革，談何容易？！在英語裡面從事拼音改革而受到阻力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在我當學生時代，一些有影響力的要人如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所策動的英語拼音改革運動，毫無成績之可言 ［也是這個道理］。
上面已經說過，由於我的思想深深地受了歷史的訓練而使我變成個保守的人，所以我對語文改革運動並不十分樂觀。縱使我才二十來歲的時候，我對語言問題已是相當保守的了。我反對那些輕言中文字母化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在《四十自述》里曾經有過交代［見該書附錄《逼上梁山》第一節］。我說我是被「逼上梁山」的。這句中國成語是說一個人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他本意的非常行為［我原來是個保守分子，被眾人所迫而走上了對中國語文作激進改革的道路］。
［在《四十自述》里（1954年港版，頁99），］我說過一個故事：做個庚款留學生，我每月總要收到一張自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在這張支票的信封里，總也有一張由主辦書記所私下插入的小傳單。這位傳單的作者叫鍾文鰲，是位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出身的好好先生。他對改革中國社會具有熱情。因而他在每月寄出的支票信封內，總夾了一張宣傳品，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
「廢除漢字，改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平時我們收到這些小傳單，總是把它向紙簍里一丟就算了。可是有一次——我想是1915年——我坐下來寫了一張小條子，回敬了他一下。我說：「像你這樣的人，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而偏要胡說什麼廢除漢字］，你最好閉起鳥嘴！」大致如此 。
這張小字條寄出之後，我心中又甚為懊悔，覺得我不應該對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國社會風俗和語言文字的人這樣不禮貌。所以我也就時時在朋友們的面前自我譴責，並想在［文字改革］這方面盡點力。我說假如我們認為像鍾君那樣的人不夠資格談這類問題，那我們這些夠資格的人實在應該在這方面用點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問題都提出來檢討檢討！因而我就和我在1910年同時進康乃爾的趙元任談起這些問題。
趙君一直對語言問題有興趣，尤其有關漢字拼音和拉丁化的問題。事實上我當初並無心反對漢字以字母拼音。我只覺得像鍾君那樣的人，實在不夠資格來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罷了。換言之，只有像我同學朋友趙元任這樣的人才能以科學分析方法來談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
那一年恰好美東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我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我就同趙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和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君專論「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我的題目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我二人的論文都在中國學生會中宣讀了。趙君後來覺得一篇不夠，又連做了幾篇長文討論吾國文字拼音化的問題。今日大家都知道，趙先生自此繼續深入研究，也就變成了後來漢字注音兩大系統之一的主要編製人。現在的「國語羅馬字」便是他和其他幾位音韻學家編製出來的 。
在我自己的那一篇討論如何使「文言」文字易於教學的論文里，我也提出了若干條，此處我就不想重複了。各條之中後來對我研究語言問題有關的一點，便是我指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個「半死的語言」。我認為語體（白話）是活的語言，而文言半死的原因，就是文言裡面有許多現在仍在通行的辭彙，同時也有些已經廢棄不用的辭彙。例如「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騎馬」仍是日常用語，「乘馬」就是個死詞，事實上已不通用了。所以我說教授活的語體語言的方法，應該和教授半死的語言的方法，大為不同。這一條便至少可以看出我後來說白話是活的語言，文言是個半死的語言，這一主張便是這個時期開始的 。
這是1915年的夏天。那年秋季我就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倫比亞去了。因而從這次開始之後，以後兩年我致力於語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學生生活中的一部分。
當我正準備離開康乃爾之時，我的朋友梅光迪那時在綺色佳度假，正準備去哈佛升學。梅君也是一位庚款留學生。他自威斯康星大學讀畢英國文學學士學位之後，便轉入哈佛去跟隨當時有名的文學批評家白壁德（Irving Babbitt）繼續深造。梅君與我為文學改革引起了一場辯論，也就是因為他對我改革觀念的強烈反對，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
革命的導火線
下面我要講的故事便是一連串發生的幾件小小的事件。這些事件終於促使我走向對中國語文做廢除死的古典語文、改取活的語體語文這一激進的改革方向。我主張不但用這種老百姓的語言、街坊的語言作為教育工具，並且用它來做文學媒介的改革。一連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漸地強迫我採取了這個立場。我是反對歷史單因論的。我時常開玩笑地說，［歷史上的］意外事件往往比「單因」（monistic cause）——例如經濟、色慾、上帝等——更為重要。上述這些「單因」對歷史上所有的事件，皆可解釋。正因為它們對所有的事件皆可加以解釋，它們也就不可解釋任何事件了 。
讓我來談一談我做詩送我的朋友梅光迪去哈佛這一件意外的小事。這首小詩按中國詩的標準來說，算是相當的長了。在這首替朋友送行的打油詩（informal poem）裡面，我用了十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例如埃默森、霍桑、達爾文、拿破崙、凱爾文、牛頓、愛迪生、培根等人。當時在康乃爾的另一位中國朋友任鴻雋（叔永）把這些外國名字連綴起來，也做了一首打油詩來嘲笑我，說：「文學今革命，作詩送胡生！」但是我可不能輕意把他們放過，因為我那首詩立意相當嚴肅，我鼓勵我的朋友們留意今後中國文學的發展。最後我並且說，致力於中國文學革命，其貢獻並不下於征服自然，我叫它作「縮地戡天」！所以我在從綺色佳去紐約的火車上，也做了一首答任鴻雋的詩，表明我對「中國詩歌開始革命」的念頭。
那時我［對文學革命］的觀念，仍然是很模糊的。但是那首詩卻是我第一次把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寫下來。我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這裡我就不再重引全詩來解釋為什麼要「作詩如作文」了。
我那首詩在我的朋友們之間引起了一場是非。梅、任兩君都參加了對我的辯論。梅君認為「詩」和「文」是根本不能混為一談的。「詩之文字」（poetic di）和「文之文字」（prose di），自有詩文以來（不論中西）已分道而馳……所以我們辯論不休，愈辯則牽涉愈多，內容也愈複雜愈精湛。我的朋友們也愈辯愈保守，我也就愈辯愈激進了。
當我在哥大的佛納大樓住定之後，我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對這些辯難與討論作更嚴肅的思考。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際，我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我終於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